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徵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龄，又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锡瑞案近儒江段孙王，皆尊郑而黜孔，焦氏独称孔传之善，可谓特见，惟未知孔传实王肃伪作，故所说有得有失，肃之学得之父朗，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亦今文家之支流，肃又好贾马之学，则兼退古文者，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之，肃以今文古文，实有胜郑注者，焦氏所举以稽古为考古，以四罪为禹治水之前，以居东为东征，以罪人为禄父管蔡，是其明证，至信伪孔疑史记明堂位，则其说非是，史记引书最古，明有帝曰，岂可妄去，舜禹同为尧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独不可，周公称王，非独见于明堂位，荀子亲见百篇尚书，其书中屡言之，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摄，岂可改易古事，强为回护，焦氏乃以作传者以触时忌，自隐姓名，则尤求之过深，肃与司马云昏姻，助晋篡魏，岂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伪作竹书者，言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乱臣，又何必作伪古文，以与竹书相龄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书申孔篇，与其父所见同，中有数条，即补疏序所说，余琐细不足辨，兹不具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