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义孤行，而诗之国次世次篇次皆从毛为定为，其实有不然者十五国风之次古说已不同孔疏于毛诗国风云，郑谱王在豳后者，退就雅颂，并言王世故耳，诸国之次，当是大师所第，孔子删定，或亦改张，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遍歌周乐，齐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后歌魏，杜预云，于诗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杜以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则如左传之次，郑意或亦然也，又于王城谱云，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又于郑谱云，既谱桧事，然后谱郑，又于桧谱云，郑灭虢桧而处之，故谱先桧而后郑，欧阳修曰，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郑齐魏唐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魏源曰，大师旧第，不过以邶卫王东都之地为一类，豳秦西都之地为一类，郑齐一类，唐魏一类，陈桧曹小国一类，取其民风相近，初非有大义其问，所谓其文则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后，先唐于秦，既裁以大义，不事沿袭，则王几民风鸟有仍厕侯国之理，桧为郑并向独不援魏唐画一之例，乃有夫子旧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入耳目而不觉者，其说曰，王在豳后，桧处郑先，是说也郑诗谱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旧第三家同传，郑安敢冒不韪以更毛次，必因毛诗进王退桧，徒欲复大师原第而大乖夫子古义，故郑援鲁韩次第以正之，锡瑞案三说当从郑谱为正，魏氏之说近是，以为夫子旧第，三家同传，虽无明文可证，然其说必有所授，孔疏臆断以为郑意亦如杜说，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则郑君作谱，何敢擅更毛诗之次第乎，魏源又谓毛诗篇次，如后采于草，后赉于桓，与乐章不符，增笙诗佚篇于小雅，厕宣王采薇出车之诗于正雅，与三家诗不符，案困学纪闻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而取采，盖采旧在草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而后草，今考齐诗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据，而仪礼以鹊巢采三篇连奏，左氏传云，风有采蘩采，则毛诗以草列采蘩采之间实紊其次，左氏传以赉为大武之三章，桓为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于今颂次第，盖楚乐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颂次第，桓八赉九，则毛诗与左传不同，六笙诗本不列于诗，故史记汉书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雾，尚书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则三百十一篇，与古说皆不合，盖笙诗本有声无辞。如金奏下管，皆乐歌而非诗。以金奏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下管新宫为斯干，象为维肖，皆非是，豳雅豳颂，亦不敢强为之说。毛以六笙诗人诗非，郑俗改什尤非，采薇出车大杜，为宣王诗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马融传盐铁论潜夫论古今人表，文王时无南仲，宣王时有南仲，然则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车云，王命南仲，即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诗列于文王时，尤篇次之误者，若郑笺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刺厉王，疏以为出鲁诗，鲁诗以黍离为卫公子寿所作，当入卫风，不入王风，足见汉人所传之诗次序，不尽与毛诗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见，至于世次，则孔疏于卫风已云，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于郑风引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录其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则作序乃始杂乱，是毛诗次第之不可据，郑孔皆明言之，郑君时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诗之误也，郑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诗，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为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鸣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传，又云，为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是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苇既醉凫为武王之诗，与郑谱不同，略可考见三家诗之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