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君兼注三禮，調和古今文兩家說，即萬不能合者，亦必勉強求通，論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沒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國大小迥異，此萬不能合者，惟鄭君能疏通證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錫瑞案鄭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說，或以鄭為牽合無據，亦非盡無據也，即以齊魯二國言之，二國始封，在武王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于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其時封地，蓋仍殷制，孟子所謂為方百里是也，魯至成王時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魯頌譜疏引明堂位以證，曰大啟爾宇，魯之封疆，于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舊封，何雲大啟爾宇，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與周官侯四百里合，蓋得其實，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齊之益封，與魯同時，史記又曰，太公于齊兼五侯地，鄭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與兼五侯地合，是齊魯實有益地之事，如鄭說，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鄭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引鄭 異義雲，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異義雲，公羊說諸億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 之雲，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風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案鄭注據周官而疑王制，以為文襄霸制，蓋據左氏昭三年傳鄭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傳，文王制之作，鄭以為在赧王之後，其時左氏未出，非必引以為證，左氏又有歲聘間朝之說，與昭三年傳文不合，鄭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不從許，案以左氏為周禮，遂並不從許案，以公羊為虞夏制也，王制與公羊合，當是古禮有之，即文襄創霸，亦必 于古禮，其後晉法變而益密，故又有歲聘間朝之屬，然則王制與周官不合，當從許君以為前代之制，鄭以為晉霸之制，似未必然，惟歲聘間朝之屬，鄭以為說無所出，可斷以為晉霸之制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