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懿辰曰，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于其氣質，約而易操，則立心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余言，書二萬五千余言，詩三萬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禮經，五萬六千余言，合十六萬余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尚不相離，至于後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耳，有所以為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尚存乎見少乎，此聖人定十七篇為禮經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執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尚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萇宏識大訓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于廢墜，不如擇其簡要，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為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余者，非至當不易之理歟，錫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禮，專據十七篇為孔子手定，故謂繁多不如簡要，此禮經之定論，實亦諸經之通論也，孔子定六經以教萬世，必使萬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書過于繁多，則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無紙墨{ 木}印，漆書竹簡，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經十六萬余言，傳誦已苦不易，凡學務精不務博，務實不務古，務簡明有用，不務繁雜無用，孔子定六經之旨，曰刪正，曰筆削，皆變繁雜為簡明之意也，漢人治經，能得此旨，其後乃漸失之，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漢一代經學之盛衰，而為萬世治經之龜鑒，經學莫盛于西漢，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春秋決獄，詩當諫書，皆簡明而有用，至西漢末，此風遂變，乃有若秦恭之三萬言說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雜無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師說太多，莫知所從，于是鄭君出而集其成，及漢亡而經學遂衰，皆由貪多務博者貽之咎也，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至有燒經之說，故作通論，粗發大綱，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群經之旨，冀存一線之遺，觀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學，或有裨益，若贍學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