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惟張三世之義，明見于公羊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解詁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與董子書略同，皆以三世為孔子之三世，據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書，張三世之義，雖比存三統異外內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張三世之義，而春秋書法詳略遠近，皆不得其解矣，張三世有二說，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 ，即為所見之世，演孔圖雲，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顏氏分張二公而使兩屬，何劭公以為任意，二說小異，而以三世為孔子三世則同，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隱元羊解詁曰，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錫瑞案春秋有攘夷之義，有不攘夷之義，以攘夷為春秋義者，但見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解詁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孫僑如等會吳于鐘離，傳有曷為殊會吳外吳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聞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見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晉侯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狄進至于爵，與諸夏同，無外內之異矣，外內無異，是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聖人心同天地，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必無因其種族不同，而有歧視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時世界程度，尚未進于太平，夷狄亦未進化，引而內之，恐其侵擾，故夫子稱齊桓管仲之功，有被發左衽之懼，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國，而特筆褒予之，然則以春秋為攘夷，聖人非無此意，特是升平主義，而非太平主義，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異外內，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以漸至平天下，進化有先後，書法有詳略，其理本極平常，且春秋時夷狄，非真夷狄也，吳，仲雍之後，越，夏少康之後，楚，文王師蠰熊之後，而姜戎是四兵裔冑，白狄鮮虞是姬姓，皆非異種異族，特以某先未與會盟，中國擯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進退之義，公羊莊十三年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雲，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此七等，以進退當時之諸侯，韓文公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中國夷狄之稱，初無一定，宣十二年傳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至必⺧之戰，偏然反之，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是進退無常，可見春秋立辭之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是進退甚速，可見春秋立義之精，皆以今之所謂文明野蠻，為褒貶予奪之義，後人不明此旨，徒嚴種族之辨，于是同異競爭之禍烈矣，蓋 于春秋義，而實與春秋義不甚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