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曰,其旨數千,即孟子所引其義則丘竊取者,以春秋萬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數,則必有兩義並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 相成者,自非專門之學,則但其顯而不見其隱,知其淺而不知其深,聖人之書,廣大精微,仁者見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義,亦無背于聖人之旨也,特患習于所見,而蔽所不見,但見其義之顯而淺者,而于其義之隱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誑而不信,或 目扼腕以爭之,則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義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據事直,書而論者,以為止于據事直書,且必非止懲惡勸善,而論者,以為止于懲惡勸善,微言大義,既已ヨ而不章,宋儒孫復胡安國之徒,其解春秋又專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義,而義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義,而義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魯之義,似相反矣,而春秋為後王立法,必不專崇當代之王,似相反,實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進至于爵之義,似相反矣,而聖人欲天下大同,必漸推漸廣,遠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傳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疏雲,春秋之義, 魯為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為王,寧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陳澧遂據此傳,謂既以周為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此疏正可以 黜周之說,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魯,不奪舊王,是春秋尊王之義,與王魯之義,本可並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孟子召陵,公羊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貼荊,以此為王者之事,解詁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為之,故雲爾,後人多據此傳,以為春秋攘夷之證,不知解詁明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僖公當所傳聞世,而漸近于所聞,故有合于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若至所見世,夷無可據,是春秋攘夷之義,與夷狄進至于爵之義,本是兩意相成也,綜而言之,有現世主義,有未來主義,聖人作春秋,因王靈不振,夷狄交橫,尊王攘夷,是現世主義,不得不然者也,而王靈不振,不得不為後王立法,夷狄交橫,不能不思用夏變夷,為後王立法,非可 之子虛烏有,故 王于魯以見義,思用夏變夷,非可限以種族不同,故進至于爵而後止,此未來主義,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義,惟公羊董何能發明,今為一語道破,亦實尋常易解,並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不治公羊,則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尋常之義,亦駭怪以為非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