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義，在討亂賊，則春秋必褒忠義，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書及，褒其皆殉君難，公羊傳曰，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御矣，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書法，公羊同一褒辭，足以發明大義，左氏序事之書，本不傳義，故不加褒，亦不加貶，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語今譏刺，此林黃中所以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增入也，杜預乃有書名罪之之例，釋例曰，孔父為國政，則取怨于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孔疏曰，公羊 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錫瑞案大夫書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雲孔父嘉為司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鄭公子嘉字子孔可證，父通甫，漢碑稱孔甫宋甫可證，甫者，男子之美稱，豈有以父與甫為名者乎，祿父茲父，非單名父，不稱齊侯父宋公父也，穎達曲徇杜預，而毒詈其遠祖，豈自忘其為孔氏子孫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處，不謂之邪說不可也，陳澧謂孔疏 縷數百言，尤所謂鍛煉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錫瑞案聖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有一定之褒貶，三大夫之書及，所謂一字之褒，弒君之臣，一概書弒，所謂一字之貶，聖人以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雖有小過，如左氏所書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弒君，即是大惡，雖有小功，如左氏所書趙盾之事，亦不足道，蓋宅心甚恕，而立法甚嚴也，春秋之法，弒君者于經不復見，以為其人本應伏誅，雖未伏誅，而削其名不再見經，即與已伏誅等，趙盾弒君所以復見者，以其罪在不討賊，與親弒者稍有分別，春秋之法，弒君賊不討不書葬，以為君父之仇未報，不瞑目于地下，雖葬與不葬等，許止弒君未討而君書葬，以其罪在誤用藥，與親弒者稍有分別，是亦立法嚴而宅心恕也，歐陽修謂趙盾弒君，必不止不討賊，許止弒君，必不止不嘗藥，以三傳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傳之說，于趙盾見忠臣之至，于許止見孝子之至，未嘗不情真罪當，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未嘗不詞嚴義正，而歐陽修等必不信傳，孫復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然則有王者作，將比一國之人而誅之乎，雖欲嚴春秋誅亂賊之防，而未免過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