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此確論也，袒左氏者，或不謂然，試以春秋經及左氏傳證之，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孔疏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後于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 杌等相錯編年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為傳春秋，或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真也，然歆雖略解經文，顛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志所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明矣，錫瑞案劉氏以為劉歆改竄傳文，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傳不解經，則杜孔極袒左氏者，亦不能為之辨，杜序明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孔疏雲，邱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經傳異處，于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傳，實始于杜，非始賈逵，劉氏說猶未 ，劉氏考證，又舉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闕，所書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闕，虞叔篇年月無考，十一年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證曰，是年文亦闕，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十七年證曰，是年亦闕，十七年證曰，是年文蓋闕，莊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左氏文闕，每于年終分析晉事，附益之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雲惠之二十四度，獲麟，以後則雲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亦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元年證曰，是年文闕，錫瑞案自幼讀左氏傳書不書之類，獨詳于隱公前數年，而其後甚略，疑其不應如此草草，及觀劉氏考證左氏釋經之文，闕于隱桓莊閔為尤甚，多取晉楚之事敷衍，似晉出晉乘楚 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謂經傳各自言事，是雖經劉歆賈逵諸人，極力比附，終不能彌縫其跡，王接謂傳不主為經發，確有所不見，以劉氏考證為左驗，學者可以悄然無疑，劉逢祿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為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 劉氏者，皆強說不足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