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討亂臣賊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說蔽之也，據孟子所言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是孔子時已有邪說，邪說與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謂弒君弒父，邪說謂為弒君父者多方掩飾，解免其罪，大率以為君父無道，應遭弒逆之禍，而弒逆者罪可未滅，凡人欲弒君父，不能無所顧忌，有人倡為邪說，以為有辭可執，乃橫行而全無所畏，更有人張大邪說，設為淫辭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後世史書，于被弒之君，皆甚言其惡，如秦苻生史稱好殺，劉裕滅後秦，得一老人親見苻秦之事，雲苻生並不好殺，苻堅纂國，史書誣之，劉知幾史通雲，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是也，金完顏亮史稱淫惡，幾非人類，由世宗得國後，令人以海陵惡事進呈者有賞，史稱宋齊之主，亦極丑穢不堪，船山史論力辨其不足信，可見亂世無信史，而多助亂之邪說也，此等邪說，春秋時已有之，左氏一書，是其明據，傳載韓厥稱趙盾之忠，士鞅稱欒書之德，弒君之賊，極口贊美，史墨雲，君臣無常位，逐君之賊極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見當時邪說誣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弒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傷之，以為欲治亂賊，必先關邪說，欲關邪說，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極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國史，據事直書，當時邪說不得不載，正賴左氏載之，孟子方春秋時有邪說，益信孔子作春秋闢邪說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審出自何人，杜預以為周以，陸淳柳宗元已 之，或以為孔子，更無所據，據孔疏雲，先儒以為並出邱明，劉逢祿以為劉歆竄入，例與傳文不合，實有可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一條，尤與春秋大義反對，杜預釋例曲暢其說，以為君無道則應弒，而弒君者無罪，不知君實有道，何至被弒，君而被弒，無道可知，惟無道亦有分別，使如桀紂殘賊，民欲與之借亡，湯武伐罪吊民，自不當罪其弒，若但童昏兒戲，非有桀紂之暴，如晉靈公鄭靈公之類，權臣素有無君之心，因小隙而弒之，與湯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豈得藉口于君無道而弒者無罪乎，杜預于鄭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為鄭伯回護，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焦循作左傳補疏序曰，預為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濟抽戈犯蹕也，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師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錫瑞案預父恕與司馬懿不合，幽死，預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馬氏篡魏，正與劉歆父向言劉氏王氏不並立，而歆助王莽篡漢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討之亂賊，而左氏創通于劉歆，昌明于杜預，則左氏一書，必有為二人所亂者，故林黃中以君子曰為劉歆之言，劉逢祿以為歆竄入凡例，焦循以為預作集解，將為司馬氏飾，孔子作春秋以闢邪說，後人乃反以邪說誣春秋，蓋不特孔子之經，為所誣罔，即左氏之傳，亦為所汨亂，致使學者以左氏為詬病，若歆與預乃左氏之罪人，豈得為左氏之功臣哉，讀左工者于此等當分別觀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義斷之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