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三传得失议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不以原情为说，欲令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糅，学者迷宗也，公羊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原注，传中犹称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春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文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原注，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锡瑞案啖氏春秋之学非专家，故所说有得有失，其说左氏具有特见，说公则得失参半，谓三传皆后学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与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梁，啖氏并言左氏，亦以为门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传，而不尽信三传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传非邱明自作，比赵匡之论，为更平允，谓公得子夏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所见尤精，既云二传传经，密于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数千，圣人详示后人，无所谓不夷旷，若其矛盾穿凿，正由散配经文时致误，与左氏之徒，附益迂诞，正相等耳，公释经虽密，亦或有经无传，经所书者间无其说，不书者以义说之，实所罕见，啖氏知不告则不书，不知春秋即告者亦多不书，圣人笔削，大率笔者一而削者十，若从旧史赴告全录，则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左氏家经承旧史，尤为明快，知啖氏云公大义散配经文之说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条，公羊以之说宋宣，梁以之说鲁隐，是二家据春秋大居正之大义，散配经文，而参差不同之明证也，公羊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未知其为齐与曹与，是公羊家据春秋讥世子之大义，散配经文，而未知其属齐世子，属曹世子，游移莫决之明证也，明乎此，而于传义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见及此，可谓卓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