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啖助斟酌三传，各取其长，云左氏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宋人推衍其说，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梁，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会讲学，公考事甚疏，然义理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会见国史，吕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乃经生也，吴澄曰，载事则左氏详于公，释经则公精于左氏，锡瑞案诸说皆有所见，朱子之说尤晰，惟兼采三传，亦必有啖赵诸人之学识，方能别择，初学不守家法，必至茫无把握，而陷于春秋之失乱，公精于义，左氏详于事，诚如诸儒之说，春秋重义不重事，治春秋者当先求公之义，而以左氏之事证之，乃可互相发明，不至妄生疑难，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之说，若但考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义，将并传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预孔颖达诸人从传经，非圣无法，正犹齐人知有孟尝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证春秋之义可也，据左氏之义，以为春秋之义不可也，左氏不传春秋，本无义例，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始有章句义理，杜预排斥二传，始专发左氏义，刘歆杜预之义明，而孔子春秋之义隐，左氏凡例书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陆淳已弑君灭国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左传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指孔父荀息诸人，左氏亦无贬诸人明文，惟论荀息有君子曰，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此是实事，史官据事直书，不碍，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是儒者议论，案朱子说是也，且殇公立而被弑，所谓其子飨之安在，非但不明义理，并不合事实，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无所承，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诸儒多云左氏亲见国史，事必不误，亦未尽然，姑举一二证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杜解曰，暨与也，燕与齐平，前年冬齐伐燕间无异事，故不重言燕从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暨齐平，不知谁与齐平，梁传云，以外及内曰暨，谓此为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亦以为鲁与齐平，许惠卿以为燕与齐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孙羯侵齐，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尔以来，齐鲁不相侵伐，且齐是大国，无为求与鲁平，此六年冬齐侯伐北燕，将纳简公，齐侯贪贿而与之平，故传言齐求之也，齐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许君近之，案经例即燕与齐平，当书燕，鲁与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孙如齐莅盟，公不在国，故齐无来者，据经言之，贾君为得，杜则从许说也，案疏举经例甚明，当从公，而左氏本年传，明云齐燕平之月，则左实以为燕与齐平，贾解左氏乃从公，孔疏云，贾逵杂采公，此其一证，许服杜则以左解左，然左实与书法不合，亲见圣人亲见国史者，何以有此误乎，左氏传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妻于齐而美，公妻之，生寿及朔，夫宣公庶母，必在即位之后，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寿及朔，朔能谮兄，寿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卫人立晋在隐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谓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应容其弟浊乱宫闱，石昔未必立此秽德彰间之公子，史记云，爱夫人夷姜，不云淫，则左氏未可信，洪迈谓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晋献公齐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帅师，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尽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尽信左氏，公羊传惟季姬使郐子请己单伯淫子叔姬，叔术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于此数事皆无说，或以不关大义，或亦疑而不信，学者于此等处阙疑可也，解诂是章句，不得不解传，繁露说大义，故于此数条皆无说，学者亦不必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