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刘氏受惑之处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纪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又案晋自鲁闵公以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斯则闻见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必阙，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乎，又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至于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辞，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锡瑞案刘氏据左传而疑经，谓经全因旧史，已是大惑，又据竹书而疑经，谓经何以不改旧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实始于杜预，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论汲冢书云，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后，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胡渭曰，竹书纪年文意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案胡氏此说足解杜氏之惑，即足解刘氏之惑，春秋传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为魏文侯师，魏人必有从之受春秋者，纪年作于魏哀王时，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书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书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书为之，而益坚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思著书年代先后，具有明徵，但有后人袭前人，未有前人袭后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纪年，在百年后，犹之史记在汉书前，三国志在后汉书前，若有谓史公袭班书，陈寿袭范书，人未有不哑然笑者，杜氏之惑，何异于是，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经于仲尼，则其书多与汲冢纪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刘惠卿名贶，著书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于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刘之此论当矣，且经书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释云，鲁故也，以为是纪大夫裂之字，缘为鲁结好，故褒而书字，同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则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亦依此文而书，何哉，此是明验，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同，其称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则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案刘贶陆淳皆唐人，曾见纪年全书，其说可凭，陆年辈后于刘知几，其说正可刘，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夫子褒贬之特笔，远胜刘说以为出琐语晋春秋矣，陆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