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敞曰，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于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為左氏者皆恥之，因共護曰，邱明受經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嘗授經于邱明，邱明未嘗受經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 以舊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學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苟唯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則何貴于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又何以雲非聖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聖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秋之名，因為作說雲，此乃聖人即用舊史爾，觀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赴告之詞也，春秋雖據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簡牘雖有闕失，其史非聖人所遺出，如謂史之記從赴告而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懼，如謂春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于聖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霄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欒盈入于晉，晉人殺欒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記陳宗豎入于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仲尼之所修異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叛，此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出，如謂經之闕文，皆聖人所遺者，苟傳有所說而不與經同，盡可歸過于經，何賴于傳之解經哉，故春秋者，出于舊史者也，而春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于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也，傳者，出于經者也，而傳非經之本也，今傳與經遠，是本末反矣，錫瑞案劉氏春秋權衡，為世所稱，以愚觀之，惟 左氏傳及杜預集解，說多精確，蓋左氏傳事不傳義，本無所謂義例，杜氏傳會，多不可據，故劉氏所 多中肯，公 二傳，各有義例，非會通全經之旨，必至多所窒礙，誠能融會貫通，則人所見為窒礙者，皆有說以處此，枚乘曰，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專求字句，則多見窒礙，此所謂銖銖而積，寸寸而度也，會通全文，則少所窒礙，此所謂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書，其中又有非常異議，若不大通義例，粗究微言，則但能見淺而不能見深，凡所為三科九旨，一字褒貶，時月日例之類，皆以為橫生枝節，妄立異端，不知游夏不能贊一辭者，義正在此，不達乎此，則雖知經承舊史之謬，而不知聖人作經以教萬世，其異于舊史者，究竟安在，經史之異，豈僅在一字一句間乎，劉氏博學精識，而春秋非專門，故雖知左氏杜預之非，而未曉公 二傳之是，其所 多字句瑣細，不關大義，其大義明著者，又或誑而不信，故權衡一書， 左氏及杜預者多可取，駁二傳者可取甚鮮，其合並三傳為劉氏傳，尤近童牛角馬，鄭伯克段一事，陳澧已駁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