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澤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余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 ，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錫瑞案黃氏之說甚是，據此可見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時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滅圍入等事，故柳宗元陸淳皆有此疑，黃氏所見，與柳氏陸氏同，而說加詳，然則韓宣之單辭，杜預之謬解，不當以汨亂春秋明矣，乃黃氏既知此義，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 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書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案黃氏前後之說，大相矛盾，謂凡例本周公遺法，然則伐滅圍入，周公之時已有之乎，魯史與諸國迥然不同，然則孟子雲，晉之乘，楚之 杌，魯之春秋，一也，又何說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預之說，先人為主，故雖于春秋有所窺見，而其說半明半昧，凡經學所以不明者，由為前人之說所壓，不知前人與前人說各不同，有是有非，所當審擇，其審擇是非之法，當視前人之年代先後，與其人之賢否，如杜預解春秋，與孟子全然反對，以年代論，則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預在一百余年之後，以賢否論，則孟子為命世亞聖，杜預為黨逆亂臣，其所說之是非，自不待辨而決，而自杜解孤行之後，學春秋者誤守其說，盡反孟子之說以從之，黃氏于春秋，自謂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間有所窺，而大義微言，終不能喻也，其徒趙𢏺說春秋，亦得失互見，大率本其師說。黃氏謂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蓋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乃稟君命使其刊正，又謂公羊氏五世傳春秋，左氏增年傳文，亦當其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二說皆有思想，而無所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