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氏立郢之論，雙峰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貴戚之卿可耳。據馮厚齋所考，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雖貴戚之卿，為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弒其君商人” 。商人弒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弒”。豈有十二年之後，業已為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胡氏此等議論，極粗疏，墨守其春秋之家學而誤焉者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于衛輒之廷矣。子貢“夫子不為”之說，在輒初立之時；子路此問，在十二年之後。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
且考之春秋傳，公子郢非能為子臧、季札者也。其辭而不受者，知蒯 之父子之安忍無親，而不欲罹于禍耳。靈公薨，郢可以遵治命而有國矣，而且曰“亡人之子輒在”，則是郢之終不肯立也。蓋靈公之于其子，非真有深惡痛絕之心，受制于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以義，則輒可以立，以先君之志，則且欲立輒以寄其不忍于蒯 之心，故蒯 逐而輒可以容于衛。使郢受大夫之扳而遂立焉，是亦違分義以替先君之志，因便竊位，而何賢于輒耶？郢固終不听焉，則徒為亂首，而終無濟于衛，豈夫子而為爾哉？
論及此，夫子即為貴戚之卿，亦不能任立郢之事。能任此者，其唯有道之天子、方伯乎！乃輒之罪不在于得國，而在于拒父。則靈公初薨，輒未稱兵以拒蒯 ，即為天子、方伯者，立輒亦無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蒯 于王國可也，迎蒯 以終養可也。蒯 怙惡不听，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子之所以君孤竹也。
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為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亦就其既陷于罪之後，弭其拒父之惡，去禰祖之名，迎父以歸養而已。蒯 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為之相，則蒯 之安于歸而就養也，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 歸而不戢之日。為臣子者，何事豫為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效董卓、桓溫之所為哉？父子君臣之際，自當力為其難，不可率然任意于一擲也。
二
宋光宗之不孝，而方踞大位，趙汝愚廢之，立寧宗，乃以奉光宗為上皇，而社稷未嘗不安。朱子固深許趙相之忠，而深哀其死矣。以此推之，則父廢子立，亦何不可哉！
或疑光宗昏氜間@ 岵Z凶悍。然公子郢之以義立輒而國人安之矣，則蒯 亦何足以有為？況以聖人處此，強齊可服，三都可墮，而奚有于蒯 ？蒯 以失其應得之國而爭，較瞽瞍之無故而欲殺其孝子者，情猶可原。以聖人為之，瞽瞍且允若，而況蒯 乎？
處此等大變，只是至誠動物，順道而無憂；才弄手段，圖輕快，便是私意。但不能盡誠孝于己，便生許多憂慮怨尤，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臣則利害計深，怕向舊窠中尋兔，鏟地舍卻他父子，別立一主，則大小安貼。趙忠定貶死衡州，也只為寧宗是光宗之子，到底無恩而有怨；使別立一人，則居然門生天子，居不拔之地矣。君子欲以盡大倫而安社稷，豈可作此思量！
唯為君者，將社稷作公器，信天理而不疑，卻于自家父子天性，與不立乎其位一般，盡敬盡愛，則何憂何怨！為臣者，但依著天理人情，一直擔任，不計利害，成則為伊、周，敗亦為趙相，又奚事張皇妄作哉？故立郢之說，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亂之也。
三
蒯 初無怨于輒，所恨者南子之黨耳。奸人懼禍，遂為“不拒父禰祖則輒不可立”之說，而輒童昏听之。聖人見得名之既正，輒未嘗不可君衛，則奸人無所售其奸矣。若雲必須立郢，則正墮奸人術中。故見道不弘者，不足與權也。
徐有貞只“今日之舉為無名”七字，弄出許多傾危伎倆。李南陽從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冰釋。處人家國者，不可不知此意。
四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專對”者，謂以己意應對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雲“不假眾介之助”，未是。雖正使辭詘，亦無眾介聚訟一堂之理。
五
所謂政者，謂刑賞科條之下于民也。魯、衛俱秉先王之遺教，而昭、定、靈、出之際，初務更改，以圮先法，其隳棄舊章者已多，而特不若齊、晉之盡棄周禮耳，故曰“兄弟也 ”。衛之為政，于春秋無考，是以傳注家難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倫，雖夫子嘗以此為政，答齊景之問；乃魯雖見逼于強臣，自與齊之田氏、晉之六卿等，不至如衛之父子稱兵，滅絕天理也。甦氏之說不審。
六
朱子謂“聖人為政，一年之閑，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雲“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為深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將平日許多悲天閔人之心，因乘權得位，便如郁火之發于陶，迫為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落矣。
且將孔子相魯觀之。自宣公以來，履畝而稅，是民閑一大病；而三桓逐君立君，是朝廷一大賊。于此稍動一分意氣，則罷畝稅，逐三桓，豈非第一吃緊當革之弊，而孔子何嘗如此？微獨孔子，即如舜之相堯，位極尊，權極重，君臣推任之誠，無有加矣，而共、鯀同朝者二十八載，則興利之先于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說“害不除，利不可興”者，都是一往之氣。天下大器，自非褊衷所能任。
想來，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為學一致。為學而先遏欲，做得十分上緊，淺之只得個“ 克、伐、怨、欲不行”，深之則流入于寂滅。為治而先革弊，到頭只是哄鬧一場，引身而退。蓋正氣未昌，與邪戰而恆見不敵也。故為學必先存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于敬義，而慎獨之功乃以不惑。為治必先建德，而後弊可革；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國，則兔 之野人，江漢之游女，無患其雄心冶志之不一向于正也。醫家有谷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然以革弊為先，恐烏、附、硝、黃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久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年盛氣之法療之者哉？
七
雙峰雲︰“才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使然，則但言“欲速”，而“ 大事不成”因之矣，何須如此分項說下！見大者，亦或欲速；不欲速者，亦或終身于小利之中。如禹之治水，是為天下萬世興大利，除大害，便欲急切堙之決之，豈必其利之小，而徐治之八年之後也？只同此一利，非速則利小而緩則利大也。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不可謂見小利也。只為欲伯功之速成，便致傷敗。王介甫立意亦盡從容，他本意要復燕、雲，卻雲“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可謂欲速也。乃其銖銖 ，積財以為用兵之地，在小利上收拾，故終不能成大事。舉此二端，則“欲速”“見小利”之不相因也，明矣。聖言如江河行地，條派分明，不用曲為扭合，大都如此。
八
雙峰說狂、狷各有過、不及處，自是諦當。然看他下“過、不及”語，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則是中行、狂、狷，如三叉路，狂、狷走兩邊，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影響，了無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狹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為異端背道而旁馳也。
中行者，若不包裹著「進取”與“有所不為”在內，何以為中行？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為者，道之所不可為而不為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耳。如此看來，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聖道為皇極，為至善，為巍巍而則天，何從得過？才妄想過之，便是異端，今釋、老之言是已。
究竟釋、老之教，也只是不及，而不能過。盡他嗒然喪耦，栩然逍遙，面壁九年，無心可安，都是向懶處躲閃，丟下一大段不去料理。乃狂、狷，則猶不若此。狂者志大言大，亦聖人之志與言也；狷者不屑不潔，亦聖人之所不屑也。言之大，初不說“一粒粟中藏世界 ”；志之大，亦不想威音王那畔事；不屑不潔，亦終不曾視父子為冤，夫妻為業。
同此一聖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為而為之，不更求進，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于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歉，便是中行。此一“中”字，如俗所言“中用”之中。道當如是行，便極力與他如是行，斯曰“中行”，下學上達而以合天德也。狂者虧欠著下學，狷者虧欠著上達。乃虧欠下學者，其上達必有所壅；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盡粗疏。故曰狂、狷皆不及，而無所過也。
過、不及之不與中參立，愚屢辨之矣。要以中為極至，參天地，贊化育，而無有可過，不欲使人謂道有止境，而偷安于苟得之域。雖與先儒小異，弗恤也。
九
“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南軒真做工夫人，方解為此語。若只在不驕上用功，則且流入巽䫑囓薳Eァ２喚臼嵌粲 В ┤譴 碇 АＰ胂仍詿 ⻖咧鹿Γ 腆剖倒食裕 謁接 鶚奔右鑰酥危 蠆喚疽捕 的芴 ┬佣 鐘植喚疽病︰屯 鼙染閎弧Ｒ嚶刑┐ 蚴е 菊摺Ｃ獻右轡 瞬。 食套友雲漵泄緗恰Ｆ淥 繆障繧B嚴光，則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教，既存諸靜，抑察諸動。然兩者或各有未至，則驕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顏 、嚴光之所以賢于萬石君、婁師德一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