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此等語句，才有偏激處，便早紊亂。夫所謂不勇者，自智者言之也。若既已不智矣，更何處得勇來？倘使其無知妄作，晨更夕改，胡亂撞去，其流害于天下，更不可言。故罪莫大于不智，而不勇者猶可矜。雖日攘一雞而不知其為竊，厚斂困農、橫征困商而恬然不知其非義，以此為罪小，而以“損之，以待來年”者為罪大，則王維之罪重于安、史，匡章之惡浮于商臣矣！
看聖賢文字而為之下語，須如天平兌過，一銖黍也差不得。故三達德之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則更無仁，不仁則勇非其勇。故必知及而後仁守，若徒勇者則不必有仁。聖賢已自示萬世以權衡，奈何新安之不審而妄言也！如雲如不知其非義，則已無足責矣，既知而不速已，則律以責備賢者之條，其罪尤不容逭也，斯乃折中之論。
二
聖賢只做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己分上事也。中庸言“盡物之性”，也只是物之與人相干涉者，索與他知明處當，使其有可效于人者無不效，而其不可亂夫人者無或亂也。若天際孤鴻，江干小草，既不效于人，而亦無能相亂，須一刀割斷，立個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紀。
故孟子說“天下之生”，集注為顯之曰“生謂生民也”，正與剔出界限處。其“一治 ”者，人道治也。其“一亂”者，禽獸之道亂乎人道也。後面說“蛇龍”“鳥獸”，說“沛澤多而禽獸至”，說“虎豹犀象”，說“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一端不在者人、禽上分辨！殷、周以上，禽獸之亂人也，傷人之生；衰周之降，禽獸之亂人也，戕人之性。傷人之生，人猶得與禽獸均敵于死生之際；戕人之性，人且為禽獸驅遣，自相殘食而不悟也。一章之大旨，七篇之精義，盡于此爾。
三
“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咸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為精密。正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沉潛、平康無一之或陂，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中于中國。蓋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已滑夏，驅猛獸之已逼人者也；而明刑敕政、制禮作樂者，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
夏、商二代，承治千年，賢聖之君作者固非一也，而其守堯、舜之道者，以漸遠而精意漸失，于是非聖之人，乘道之替而導其君以禽狄之樂為樂。如色荒、禽荒、牛飲、裸逐之類，皆夷狄、禽獸之樂。心既與禽狄相亂，則身自樂與禽狄相親，以類相求，以氣相召，而夷亂華獸逼人矣。自非力為滌除更改，煥然一新其禮樂刑政以立人道之極，而遠為之防，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國者興，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此一片中原干淨土，天生此一類衣冠劍佩之人，如何容得者般氣味來燻染！故兼之驅之，既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之可乘，使得逾短垣而相干；咸正無缺，以啟後人為之君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夏，獸不干人，皆周公制作之功也。
四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閑，弒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既成之後，以迄乎秦，弒父與君之事息矣。秦人焚書，而後胡亥死于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復傳，至今千五百余年，弒君者唯王莽、蕭道成、蕭鸞、朱溫數賊而已，劉裕、蕭衍、郭威皆已篡而後弒。宦官宮妾，則本無知而陷于惡。其余則夷狄也。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石宣、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為盜賊，未有弒父者也。以戰國之糜爛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敢于篡而終不敢弒。以商鞅、魏冉、韓朋、田嬰、黃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哀、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畜之不若者，已天淵矣。
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個治法”，則猶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
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弒君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冉有、季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公家，唯知弗擾、佛 之為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為欒盈、崔杼、商臣、衛輒用者，方以義烈自許，而遑恤其他！
乃先王封建親賢以君一國，上奉天道，下順民心，故托之崇高而授之富貴。豈與夫六卿、三桓之流，苟藉一時之權寵，君予之祿而即以亢君者比乎？故春秋一書，正陪臣之不純乎為臣，而略其叛大夫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篡弒者必目言其惡；乃使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
自微春秋，則富貴者役人，貧賤者役于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戕相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復何有哉！春秋之德業與天地相終始者如此，豈有其名而無其實，但存治法于天下後世也耶？
五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注作譬喻說。看來，孟子從大本大原上推出，迎頭差一線，則其後之差遂相千萬里，如羅盤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才帶些禽獸氣，則習之所成，其流無極︰天下之率獸食人者，亦從此生來；天下之人相食也，亦從此生。禍必見于行事，非但喻也。
如但為我，則凡可以利己者，更不論人。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投崖飼虎，也只是兼愛所誤。而取人之食以食禽獸，使民餓死，復何擇焉！又其甚者，則苟可為我，雖人亦可食；苟視親疏、人物了無分別，則草木可食，禽獸可食，人亦可食矣。
楊朱、墨翟，他自是利欲淡泊枯槁底人，故雖錯亂而不至于此。乃教者，智教愚，賢教不肖者也。開一個門路，說“為我、兼愛是道”，“拔一毛而不為”，“鄰之赤子猶兄之子”，從此流傳將去，拔己一毛而利人不為，則亦將害人軀命利己而為之；親其鄰之子如兄之子，則亦將漠視其兄子如鄰之子，而兄子可同于鄰人，人肉亦可同于獸肉矣。聖賢之教，雖使愚不肖者擇不精，語不詳，而下游之弊必不至如此。唯其于人、禽之界，分得清楚也。
率獸食人，孟子時已自有此暴行。然楊、墨之教，近理者粗，惑人者淺，則其害止于率獸食人，而未有人相食之事，故曰“將”。春秋傳“易子而食”，甚言之也，猶雲“室如懸罄”。莊子稱盜跖脯人肝肉，亦寓言而非實事。自後佛入中國，其說彌近理而彌失真，直將人之與禽，同作大海之漚，更不許立計較分別。故其言戒殺、戒食肉者愈嚴，而天下人之果于相食也亦因之而起。自漢明以後，如黑山賊、朱粲、劉洪起之類，啖人無異于菽麥，以張睢陽之賢而亦不免矣。悲夫！孟子之言“將相食”者，而果相食也，則佛之為害其慘矣哉！
蓋苟視此臭皮囊為赤白和合不淨之所成，亦如糞壤之生蔬谷，而父母未生前別有本來面目，則此泡之聚、捏目之花、燻成妄立之肉骨筋骸，而臠之烹之，以聊填我之饑瘡也，亦何不可哉！聖人不作，闢之者無力，人之日即于禽而相殘也，吾不知其所終矣！
六
墨氏二本，他到頭處，也只說一本。蓋以一本為真，一本為妄也。釋氏當初立教，也是如此，故有“萬法歸一”之說。程子勘出華嚴三觀處，華嚴當作楞嚴。拿得真贓矣。但釋氏又盡會脫卸尖巧，與朱子所雲“楊、墨只硬恁地做”者抑別，故又有“束蘆相交，如藤倚樹”之說，妄既不立，真亦不建，所以有蕉心之喻，直是無本。乃抑于妄真兩舍之外，別尋個尖穎處掐，故于“萬法歸一”之上，又說個“一歸何處 ”。蓋二本之變為歸一，歸一之變為無本，無本之變，又為枯木頭上開花，而釋氏之巧極矣。
仔細思量，好似說夢來。他只管在針頭線尾上覓天地，總為那大化無心，莫也有時如此在無用上見用。然要之只是人思量不到，見聞不及，則人之所見為無用者，在大化元自有至誠不息、洋洋發育之功。卻向者閃爍影里翻來覆去，尋消問息。嗚呼，則又何其愚也！
總為他在者些伶伶俐俐處，費盡氣力，故把眼前忘了。只自家一腔子惻隱、羞惡，卻教入狹邪處去。天之所顯、民之所只底君臣父子，卻看作土芥相似。而窮極其情，則但欲將眼前萬理，銷隕無余，討個直截快儻路走；許多做不徹處，只一味籠罩過，更不�肛欖 妗Ｔ蚴奘橙恕⑷訟嗍持 觶 憒癰 縞仙 觶 鱍糠犛簾惴 玻 г眨
七
廉者，廉隅之謂。到迤邐不同處，若囫圇去，則便不成等級。只此是一個大界限，須令分明。人之大界限處，則與禽獸異者是也。此處囫圇沒分曉，便不成廉。
“仲子惡能廉”一句，是鐵斷案。不能廉，則已人而禽獸昆蟲之類矣。“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正是說他不廉。賴他尚居於陵之室，食妻之粟，稍與蚓別。若並此刪除，則愈與蚓無二。
乃仲子之尚能隱忍而就此二者，豈其志操之能然哉？猶夫人之情，猶夫人之理，不能逃耳。若充其操，則如釋氏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乃可信不失身于盜跖而真蚓矣。
孟子力辨仲子，只為人、禽大界限，正爭一“廉”字。想來，仲子一類人，只是他氣稟受得淡泊枯槁，便以此傲世而自賢。使其氣稟稍濃，則貪猥更不成模樣。觀其卞躁褊陋，全沒一些氣象。“出而哇之”，即不施于母，已自慚惶殺人！者數臠之鵝，于名義有何重輕，直恁驚天動地，視昊天罔極之父母也比並不得！即此與口腹之人、珍重丁寧夫殘羹冷炙者何以異！即此是禽蟲見解，而人之大廉已喪盡矣！
孟子于楊、墨說禽獸，于仲子說蚓，無非為斯人立人極，以別于異類。似蚓即是不廉。蚓之食槁壤、飲黃泉時一段無心無腸、卞躁鄙吝，恰與仲子匍匐三咽時同一昏濁之情。看先王之禮，儷尊列俎，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干不食，是甚氣象來，方是廉隅整飭，一絲不亂的節奏。集注“然後可以為廉”、“未能如蚓之廉”，二“廉”字，非是。東陽為分別周旋，差為可通。若竟以蚓為廉，則正以害人心不小。且天下必無有能如蚓者，而堯、舜、周、孔，豈皆其不廉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