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夫天地之灵，为阴阳之神。而人心之灵，为血肉之神也，其体不同，而其神不异，故人之心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以口体所累，则或劳心，或劳力，而为治人事人之所役也。故昧其德与明也，血肉之躯，安得无病。夫鸟兽亦血肉也。巢居穴处，饱而后已，则未闻其有病。；而马牛鹰鹞，亦鸟兽也。以其辔絷在人，乃亦有病焉。然而人之情也，可谓甚矣，鸟兽习其习而病，况其倾天下之色，不足止其欲，遍天下之财，不足愈其贪，名僵利锁，曲糜轻肥，富贵者过之，贫贱者不及，其情可胜言哉。及其病也，嗜好不能瘳其疾，情虑不能使其安，故当迁善改过，息业返神，则药饵易效，重病即轻，而轻病即愈也。
人之百病，其义有五。一曰禀受之病，与生俱生者是也。二曰果报之病，伯牛之癞，袁盎之疮者是也。三曰六淫之病，风寒暑湿燥火，外邪所侵者是也。四曰七情之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者是也。五曰金疮攧扑，外伤者是也。外伤之证，显而易晓。其所谓七情者，责当在谁？六淫则亦以此而召之耳。况其果报之病，前生今世，莫非我乎。若觉之早也，故袁盎遇鸡足山尊者，而释其冤。西施山居癫愈，而成九女之容、，不然则医如扁鹊之才，亦望齐侯之疾而却走矣。其与生俱生之病，抑亦父母之源流也，其可尽除之乎。今之宦门巨室，务要便候，药须香甘，事必如意，稍闻逆耳之言，则必迁怒于人。故仲景《伤寒论》序云：“方今居世之士，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二贵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洛其所措，咄磋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既迁，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忘躯询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孙真人云：“嵇康云：‘穰岁多病，饥岁少疾’。信哉不虚。是以关中土地，俗好俭音，厨膳殽馐，不过菹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殽，无所不备，土俗多病，而人早夭。北方士子游宦至彼，遇其丰赡，以为福佑所臻，是以尊卑长幼，恣口食啖；夜长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或患霍乱、脚气、胀满，或寒热疟痢、恶核丁肿，或痈疽、痔漏，或偏风猥退。不知医疗，以至于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惟云不习水土，都不知得病之由。静言思之，可太息者也”。是故医书云：富贵之人，从生至长，无敢逆其意者，及其病也亦然，故曰难治。况夫闾阎之家，不谙服饵，投药未几，或证当传变，或药病相攻，便言有隔，即从事乎异端不根之说，而中道而废，明明易治之病，翻成不救之危。大抵暴病不可荏苒，沉病不可速瘳，欲速则更医必骤，医众其论必繁，茬首则邪气入深，用药未必即差，故可以急则急，可以缓则缓，至诚待士，则贤者进，而不肖者退也。至乏医之处，必也择其谨愿者，从其所长而用之，若求奇信胜，则市井之风起矣。且医人臧否，各有声迹，观其听由，察其所安，则人焉瘦哉！盖昧理之士，剂繁而语杂，明理之士，剂简而论详。昧理之士，自求进退则惭，明理之士，不奔趋敬而直。入门不问证，切脉便知源，然后间之、闻之、望之。参之六经内外无差，投药即有寸进，故知其可用也。然进之效，亦有说焉。药病相投，时间似愈，病势进退，当论后先。若事游谈泛论，窃听旁人，广引方书，诬合转变，举措诡谲，情怀卤莽，暴病难愈，久患转增者，故知其不可用也。然而转增之病，亦有说焉。如药病相攻，则时间反倒，不日病痊。又在人消息。且富贵之人，有病则荐医者多，而进者杂。主病之人，悦同好，局见闻，去取不公，则病者之不幸也。孙真人云：“大家有病用医，切不可令真伪一处，药味中间，防有差迭。”可不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