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睿齊」。司馬貞曰：「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睿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為迅。」則又因裴駰訓徇為疾，而以迅為疾，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缺疑之義乎？
太吏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於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塚，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群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敘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矣。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為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周易·係辭下》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錘史寬舒，《封禪書》注引徐廣曰：「錘，丈恚反。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注引韋昭曰：「黃錘，人姓名。」一以為地名，一以為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誌》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錘，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錘者，又似可疑耳。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雲：「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為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卻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為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雲：『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後土祠旁。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考也。
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為篡語，何也？
《漢·遊俠傳》「茂陵守令尹公」，注謂：守者，未真為之。或以為宋之權行試守，即其遺製，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真令至，複單車歸為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資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賀以太僕行禦史大夫事，張湯、韓安國皆以禦史大夫行丞相事。宋製必繼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稱「行」也。
《資治通鑒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於習鑿齒；絀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製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鹹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為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嚐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詔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製，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雲：「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於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勳。」《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真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鑒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潁濱主分祭，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複行合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修元豐六年之製，仍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炏，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複執前議。蘇轍時為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嚐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紀孝宗善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曰：「淳熙中，張說為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樽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複附奏：『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為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嚐不載也。且說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為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為簽樞，累進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秉史筆者毋責，可也。
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嶽忠武王飛時隸麾下，犯法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之軍前。會金人侵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為踏白使。已而凱旋，補為統領。尋遷統製，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於韓信、暴勝之之於王䜣，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飛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行於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祲。明年辛醜，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公與語，大悅，即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禦之盛，比它重客有加，人鹹驚訝。既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庚戌第。寶巳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閫京湖，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於江陵府治。閫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為撰《行狀》，上於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麵，名位略與吳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名，誤以「夢炎」為「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無所於考。」乃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記，亦弗之考。而旁采傳聞多異辭，以七年為六年，則歲在丙午；又以為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貔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先曾祖戶部府君由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諭，實與公並命，同一誥詞。是年十一月，貔孫除監察禦史，而先戶部奉敕兼樞密院編修官。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為太學。蓋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雲耳，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博士、教諭，皆師儒之清選也。間嚐錄家藏先世所被誥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訛。近閱新《宋史》貔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誥詞首雲：「敕史館校勘朱貔孫等，古者文武同方」雲雲，尤足驗其為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於此，以俟後之秉史筆者刊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