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运动，劲则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不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
【译文】
凡写真书，墨要干些，但不可太干；写行、草书墨要半干半湿。墨湿所以求姿媚，墨干所以求险劲；墨过浓，笔锋就凝滞，墨太干，笔锋就枯燥，这些道理学者也不可不知。笔要锋长，要劲而圆。锋长则蓄墨多，利于运转，劲则有力，圆则妍美。我曾说世上有三样东西，功用不同而道理相近：好的弓拉开时缓缓地过来，一放手就很快的弹了回去，世俗叫作“揭箭”。好的刀一按就弯曲，一放手又挺直如初，世俗叫作“回性”。笔锋也要这样。如弯曲后不能回复挺直，又怎能指挥如意呢？所以笔锋虽长而不劲，不如不长；虽劲而不圆，不如不劲。要知纸、笔、墨三者都是写字的主要助力啊。
【解读】
关于书法工具的选择使用，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书法学习不用特意选择工具，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精挑细选。实际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谓不择纸笔并不等于使用劣质材料。清代重臣、著名书家刘墉说得好：“所谓不择纸笔者，不刻意求好。古人纸笔之精，今人想不到也。”较早的关于书写工具挑选的故事，发生在曹操与韦诞之间。据说魏武帝曹操在建成三都宫观时，命令当时的著名书家韦诞题名。韦诞提出要选择张芝笔、左伯纸以及自己监制的韦诞墨，才能够“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诸如此类的故事在书法史上并不少见。在本段的论述中，姜夔也注意到了工具的重要性：“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
在姜夔看来，好的毛笔有如良弓、好刀，三者“用不同而理相似”，笔锋要“长、劲、圆”，正如弓之“揭箭”、刀之“回性”。所谓“揭箭”、“回性”，简单地讲就是弹性。可见，姜夔时代所用的毛笔还是较为劲健的硬毫。
至于用墨之法，古人认为“墨分五色”，即“浓、淡、干、枯、湿”五种墨色层次。姜夔此段论述涉及到浓、干、燥（枯）、湿（润）四种用墨，他所谓楷书要干、行草要半干半湿的观点无疑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在用墨的过程中，湿笔水、墨量多，容易产生水墨淋漓的效果；枯笔是指毛笔中的浓墨失去大部分之后继续书写所产生的墨色效果；干笔，也称渴笔，是毛笔中的淡墨失去大部分水分之后的书写效果。由于水分的不同，会出现浓枯、干湿的对比，而这些对比又常常是书写中情绪表现的最佳手段之一。这在明代以后的行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范例，王铎行草书的墨色变化就是相当突出和精彩的。
墨色的表现，在浓枯干湿之外，还有淡墨。关于浓墨与淡墨，清代王澍有这样一段论述：
东坡用墨如糊，云“须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佳”。古人作书，未有不浓用墨者。晨兴即磨墨汁升许，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则但取墨华，而弃其滓秽，故墨彩焕发，气韵深厚，至数百年尤黑如漆，而余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画家用墨之法作书，于是始尚淡墨……要其矜意之书，究亦未有不浓用墨者，观者未之察耳。
从这里我们看出，苏东坡与许多古人喜欢用浓墨，而明代董其昌已经使用淡墨作书。但是，董其昌并非淡墨第一人。纵使姜夔在这段论述中也没有提到淡墨，也不能因此就说宋人还不能使用淡墨技法。如传为颜真卿的《湖州帖》中淡墨的运用很多，很多字墨色极淡，水分较为充足。此作被认为是米芾的临作，现藏故宫博物院。到了清代，号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的刘墉与王文治为善用浓淡法的代表。乾隆时期，刘墉是著名的帖学家，从其现存墨迹来看，他喜欢使用重而黑的浓墨，甚至能使有的字迹看起来就是一个墨团。他的用墨法与苏东坡近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探花的王文治由于喜用淡墨，正好与刘墉成为不可多得的一对书家。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不因浓淡墨色的使用而减弱用笔。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墨色，都不能离开笔法来看。如果离开用笔，墨色就可能成为毫无生气的墨团，进而成为被人讥笑的“墨猪”了。
在这段论述中，姜夔还提到笔墨关系，所谓锋长则含墨。今天看来，笔、纸、墨关系都很重要。由于笔、墨的相互影响，茅龙笔与猪鬃笔等硬毫容易产生枯笔，而羊毫为主的软毫则易表现湿润的效果；同理，由于纸、墨关系，以生宣为主的吸水性较强的纸张墨色变化丰富，而以熟宣、半生熟宣为材料的作品墨色变化则相对较小。
最后，顺手选录金代著名诗人元遗山《赋南中杨生玉泉墨》诗作结，并与读者诸君共赏：
万灶玄珠一唾轻，客卿新以玉泉名。
御团更觉香为累，冷剂休夸漆点成。
浣袖奏郎无藉在，画眉张遇可怜生。
晴窗弄笔人今老，辜负松风入砚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