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
【译文】
方圆，是真书和草书的形体本象和书写效果的统一。真书体势贵方正，草书体势贵圆转；方正的体势用笔要参圆转，圆转的体势用笔要参方正，这样才妙。但方圆曲直，又不可过于显露，必须含蓄而出于自然。如草书，更忌笔画横直分明，横直多了，字就像柴堆、苇束般的排列，就没有疏朗的气象，要随时变换才好。
【解读】
我在云峰山看过《郑文公碑》的原石，并不似康有为所说的为圆笔之极轨，其方笔特征十分明显。这种对于方、圆的误读，纵然有着版本的差别，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方圆”问题颇具哲学意味。姜夔“方圆者，真草之体用”、“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的观点准确地揭示了方圆之间的关系。明代项穆也认为：“真以方正为体，圆奇为用；草以圆奇为体，方正为用。”“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从形态上讲“真贵方，草贵圆”。换句话说，楷书多用方笔，行草则将楷书的方折变而为圆转，充分印证了孙过庭《书谱》所谓“草贵流而畅”的观点。晚清以来，受碑学影响的书法家误读了这种“方圆”关系，而在行草书创作中，将行草书写得如同楷书一样有着方折的意味。这或许正是清代晚期行草书水平低于晋唐宋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星莲《临池管见》中说：“古人作书，落笔一圆便圆到底，落笔一方便方到底，各成一种章法。《兰亭》用圆，《圣教》用方，二帖为百代书法楷模，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的说法一度成为关于“方圆”问题的代表性观点。在《圣教》刻本与《兰亭》墨迹之间比较，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是，仔细探究起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众所周知，《圣教》为怀仁和尚集王羲之书而成，而其集字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兰亭序》。换句话说，几乎《兰亭序》中的所有字形都被收入《圣教》。因此，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赞同周星莲的观点。就技法而言，如果将方笔、圆笔理解为笔画形态，那么，方笔多用侧锋，圆笔则多用中锋。因此，有人认为，篆书多用圆笔，隶书多用方笔。前人选择东汉后期的一些隶书名碑来学习的时候，常常夸张经过刻工加工后的方形起收笔，被认为是方笔的点画，必须依靠侧锋才能写出，如《张迁碑》中的点画。对于隶书侧锋偏激的理解，容易忽略中锋在隶书中的使用，进而影响人们对于隶书的认识。实际上，隶书中也有很多圆笔，如《石门颂》。如果把圆笔作为点画的形态，这种圆笔完全可以用中锋来完成。相反，侧锋与中锋的配合，才能保证隶书风格不至于狂怪，而趋于凝练厚重。
关于方圆笔的另外一个理解就是“体方而用圆”。所谓“体方”，主要看其外形；“用圆”则指用笔。理解“用圆”，可从赵之谦的感受说起。赵之谦认为“内功读书、外功画圈”。“外功画圈”可理解为书写过程是在空中与纸上的许多点画所形成的圆圈中来完成的，而起、收笔正是构成这些圆圈的线条的横截面。在这个意义上，书写能够保证其连贯性与鲜活度。《经石峪金刚经》可谓“体方而用圆”的典型。字内的笔画搭配，往往取决于笔势的呼应，这种呼应关系的处理，来源于许多空中用笔，由此带来的含蓄性，往往导致了整幅作品气韵上的闲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价《经石峪金刚经》：“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怒目耶？”
由于版本的不同，《续书谱》各条先后顺序有别。邓散木先生翻译此文所依据的是《佩文斋书画谱》本，《临摹》以下为《方圆》条，与《四库全书》本不同，可参考《四库全书〈续书谱〉提要》中关于版本的比较。此次刊发，以邓散木先生所引《佩文斋书画谱》本的顺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