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然去古未逺，尚遗孔门之旧。
公羊榖梁，盖传子夏氏之学；《仪礼》有子夏传；
《易》有子夏传，而亡之；
《诗序》相传亦云“子夏作”；
《易》传于商瞿；
《书》传于伏生之口，孔安国又得于孔壁所藏，刘向《别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然则，苍师，荀卿者也；
《左传》出苍家，苍亦有功于斯文矣；
浮邱伯亦荀卿门人，申公事之，是为鲁诗根，牟子传荀卿子；荀卿子传大毛公，是为《毛诗》。
是时，诸儒掇拾补葺，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
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今犹见于十三经注疏。幸闽中尚冇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闽板或亡，则汉儒之学，几乎熄矣。
余始读易，至《系辞传》，曰“大哉”。言乎“天地阴阳造化”之赜，尽在是矣。非圣人，孰能作之？而欧阳永叔以为非圣人作，何也？读至序卦、杂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见，而亦未敢为必然之论。读《淇水集》，彼亦疑之，谓有不合而强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周公爻辞，共为二篇，曰“正经”。孔子于正经之后，翼以十篇，曰“上彖传”、“下彖传”、“大彖传”、“系辞传上”、“系辞传下”、“文言传”、“说卦传上、中、下”十篇。是为《十翼》。经自经，翼自翼，孔子不敢同于前圣也。自商瞿传至梁邱贺，曰“彖辞，所以释经，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郑康成又移《文言传》于乾坤二卦之后。王弼又移《彖传》于各爻之后。经三紊乱。既乱正经，又失十翼。非复《易》之旧矣。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盖秦火之后，易以卜筮独存，而十翼散在人间。汉文帝广《文学十翼》所存唯“彖、象、系辞、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书。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则二篇果非圣人作乎！胡一桂《翼传》又谓“圣人读易超然，意与易，会而为之辞，岂常人『寻行数墨』者比？”则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谓其“伪作，掇拾老佛医卜”之说，其信然乎？然其立论亦甚竒，谓“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观象而知吉凶。后世易道不传，圣人不得已，而有辞。学者一着于辞，便谓『易止于是』。于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画微旨。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注脚下盘旋。周孔犹谓之注脚，而况后世之纷纷乎？”今学者终年守传注，犹不能明易，而欲单观卦象，其亦难矣。
魏王彦问：闗朗以百年之数，筮得夬■之革■舍。
蓍叹曰：
当今，大运不过二传、五传。从甲申（魏宣武王之元年）至戊申，天下当大乱，祸始宫掖（革六二，以柔居中）。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强（尔朱荣）。臣主俱屠（庄帝杀尔朱荣，荣子复杀庄帝）。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二雄：九五，九三。髙欢、宇文泰。东西魏）。不战德而诈权，则旧者先亡（革故也。是以东魏先亡）。辛丑之岁，当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乱，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国也。己酉之岁，江东其危乎（开皇元年平陈）？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炀帝）。天下复乱，道不终，亡也，必有逹者兴焉（文中子）。其后，魏之乱自胡后始。尔朱荣、髙欢、宇文泰分覇，隋平陈。炀帝之世天下，大乱。皆如其占然。则左氏所载“周太史筮：陈敬仲知其后必将代齐。史苏占：晋伯姬之嫁而及怀惠之乱”，岂可谓诬乎！
《诗小序》。序，所以作者之义，而或与诗词不应。自宋以来，人多疑之，未敢尽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讽其诗而为之说卓”哉？其为见也。视古注，亦简切易晓，可谓有功于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诗，必自命题，借使亡焉。国史采之，亦必着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属？使今人为诗不自命题，则释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谁能得作者之心也。
毛郑泥于小序，宛转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说，独味诗之本旨。毛郑固多失，然去古未逺，其说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郑声滛”之说于郑卫之风，多指为滛奔。杨文悫公“守陈”谓“春秋列国大夫会盟，多赋诗，以见志，使皆滛词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
如“风雨、鸡鸣、丘中有麻”之类。序以为思贤。《木瓜》以为报功。《采葛》以为惧谗。《青青子衿》以为刺学校废，如此之类。姑从其旧，未为不可也。
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羙哉。渊乎忧而不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羙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郑卫多滛风，季子皆曰“羙哉。”且谓“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郑虽讥其细，亦不及于滛，何也？
季子观周乐。豳在齐之后，秦之前，今居风之末，岂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系之豳，逺矣哉！”
今五经，惟礼最繁乱，惜不一经。朱子绪正。朱子尝欲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传相从，诚千古之特见也。若士冠礼则附以冠义，士婚礼附以昏义，士相见礼附以士相见义，乡饮酒礼附以乡饮酒义，乡射礼附以乡射义，燕礼附以燕礼，大射礼附以大射义，聘礼附以聘义，公食大夫礼附以公食大夫义，觐礼附以朝事，如草庐，所附亦得矣。然其余有不可附者，亦无如之何？姑循其旧而释之，庶不失古之义。朱子晚年着《仪礼经传》：始“家礼”次“乡礼”次“学礼”次“邦国礼”次“王朝礼”。秩然有序，可举而行，然其间杂引“大戴礼、春秋内外传、新序、列女传、贾谊新书、孔丛子”之流杂合以成之，乃自为一书，非以释经也。至勉斋，续“丧祭二礼”。草庐纂言“割裂经文”。某亦未敢从也。
汉兴。髙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后刘歆欲列之学官，诸博士不肯置对而止。孔郑所引逸中“溜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草庐摭拾残缺，合为“逸经八篇”，其“投壶、奔丧礼”取之小戴，“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衅庙礼”取之大戴。“中溜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取之郑注。杂合以成之，亦爱礼存羊之意乎。
《大学》元文，今见古本礼记。郑玄为之注，依文释义，略通而已。缺文错简，亦不复识别，至程朱，始别为“纲领、三条目、八分传”以释之，粲然有伦，其义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传独亡，遂为千古之恨然。或以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节继以“知止能得”，又继以“听讼吾犹人”一节，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释格物致知之义，似亦可通，盖知“物之本末、始终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义也。而尤以知本为贵，与程子之义亦不相妨。朱传之说精矣。独以“听讼”一节为释“本末”，则可疑。“本末”非纲领、非条目、何以释为？且“本末”既释“始终”，独遗之耶？近世或谓“《大学》初无阙文，亦无错简，一依郑氏之旧，”则余不能知也。
史载“舜南廵，崩于苍梧之野，塟于九疑。”礼记亦云“舜塟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也。”元次山尝谓“九疑深险。舜时年一百一十二岁，何为来此？”司马光亦云“虞舜倦勤。荐禹为天子，岂复南巡，逺渡湘水？”韩昌黎谓“《书》言『陟方乃死』，地势东南下，若苍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见卓矣。又谓“《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殁曰『陟』，而后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为死也。”语何赘耶？或谓『陟方』犹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赘。孟子谓“舜卒于鸣条，固当。以为正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去中原不逺。《家语•五帝徳》篇曰“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塟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语》，谓“陈留县平邱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逺。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以《家语》『方岳』言之，《书》或遗『岳』字也。”其说足袪千古之惑。
《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规模大，节目详，有能举而行之，则治效可立致，而其间亦有可疑焉者：
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职也，而宫禁妇寺之属皆在，乃至兽人、䱷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之类，何琐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内外史,乃属之春官。
司徒。掌邦教。所谓教者，师氏、司谏、司救，五六员而已。其它六乡、六遂分掌郊里“征敛财赋，纪纲市城，管钥门闗，”而谓之教，何哉？
职方氏、形方氏，邍师之属，岂得归之“司马、大小行人”之职？岂得归之秋官？
《司空》一篇已亡，汉儒以《考工记》补之。〖宋〗俞庭椿、王次点独谓：
未尝亡也。混于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则土地之图、人民之数，与夫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为司徒之职。』《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逺近，兴事任力。则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与夫起土役令赋之事，不宜为小司徒之职。』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
诚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从，何哉？曰乱经。
尝疑：
《周礼》皆经世大典，中间所载“夷隶掌与鸟言，貉隶掌与兽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蛊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则书『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二十八宿』之号；去夭鸟则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莽草以薫蠧虫蜃。炭以攻狸虫牡。蘜以瘖鼃黾。牡橭、午贯，象齿以杀水虫之神。”何若是之琐屑，而亦岂必尽可用耶？
及观越裳氏迷于归路，公为作指南车，朞年而至国。指南之针，阴阳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阳城土圭测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则减一寸，乃知圣人精义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谓多才多艺。孔子谓之“才之羙”。其谓是耶？
余少，则读《家语》。后阅它书，有云“事见《家语》”者，无之讶焉，而莫知所谓。一日阅《汉艺文志》，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也。”乃知《家语》本有不同。徧索旧本不可得。一日，至书市，有《家语》曰“王肃注”者，阅之，则今本所无多具焉。乃知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肃谓“《家语》皆当时公卿大夫及诸弟子咨访问荅之语。弟子取其正实切事者为《论语》，其余集之为《家语》，属文下辞，颇有烦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优劣故也。汉初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故使“事同而辞异”。孔御谓“戴圣以曲礼不足，乃取《家语》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后人见其文已见《礼记》，则除《家语》本篇。是为灭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则家语出诸弟子，固有不同。汉初则紊之。戴圣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经三紊乱，孔氏之旧，存者几何？幸王肃本尚存，而人间已难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谓不可得而余偶得之，岂亦天之未丧斯文也欤？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余反复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说春秋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也。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绩之义。度制即限田之义。阴阳终始、五行生胜、反复乎天人之际，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岂非平日讲贯藴畜者在是？因为武帝置对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说耶？郊祀所以告张汤，问仁所以告易，王其说具在祈雨止雨，虽流于灾异，汉儒之所不免也。独何疑于仲舒耶？其文词髙古，亦非近世所能为也。自楼郁晁公武、欧阳永叔軰，未尝致疑于此，独新安程太昌，以为非董氏本书，谓“《太平寰宇记》”。杜佑《通典》所引“繁露语”，今亡之。其曰“剑在左，苍龙之象也。刀在右，面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等语，昌以为亡之，而今书具在，岂昌所见乃别本耶？抑未尝深考耶？若本传谓“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总名《蕃露》。或岁久传授错谬，不足深辨也。
荀爽对策曰“今臣僣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及董仲舒制度之别。”盖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议论终不合。世谓“考亭道问学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学，家传人诵；象山之学，殆废矣。近世有一种学问，若“厌朱学之繁，乐象山之简”者，自谓心上工夫。本朝所谓道学者，始于吴与弼，继以陈公甫。公甫每谓“今世不当复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畨之语，其亦有激也。而独喜作诗谓“吟咏性情，乃所不废”，至今称道学者多宗之。嘉鱼李承箕徒歩万里，从之逰，不闻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学，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夺志”，史文成诵。至于书札，皆以为以玩物丧志。朱子则不然，天文、厯律、度数，无不究悉；仍好为文，工于诗，工于笔札，如楚词韩文，亦皆注释，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亦皆通晓，虽叅同契、阴符经之类亦注之，亦好竒矣。视程子得无异乎？然“通天地人”之谓儒。朱子有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