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 【 但讫事后 「讫」，原误作「说」，据诸本并朱文公文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书「但讫事之后」语改。】 田税均齐，田瑞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少时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 【 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 朱文公文集卷四九于「几个」上有一「费」字。】 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而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亳，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佑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也，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