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⑴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⑵欢休：和善也。
⑶惨戚：悲哀也。
⑷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⑸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⑹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⑺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⑻士：狱官也。
⑼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⑽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⑾方命：逆名也。
⑿圯族：犹言败类也。
⒀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⒁祉：犹喜也。
⒂遄：速也。
⒃沮：止也。
译文：
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深爱人民、关切人民，又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过去而开展一个新生活。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里都可见到。
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但是，周穆王还是吩咐臣子吕侯，告诫他谨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说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
尧帝当政之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有一次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帝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的人。”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麼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有疑点，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於刀锯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於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於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奇异的法术吗？他不过是恰当适时地应喜则喜，应怒则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在严厉，责人贵在宽厚。根据它褒奖和贬责的大意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赏析：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请诗人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但从这佳话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在这篇和下面几篇所选的苏轼的几篇论文，就都是苏轼为应试而拟作的文字。苏轼在其《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局客气话，虽含有遁词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所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应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