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子曰：将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胸，而运虚灵之理，酬酢万变，殆将附于法而本。虚灵之运，指挥三军者也。心蔽于物，将蔽于心，一而已矣。或者曰：为兵之将者，材官也，艺士也。艺而材，将职理矣。使贪、使诈、使愚，皆可也。子专以心言，毋涉经生迂谈乎？
戚子曰：诚若是，则文武为二矣。夫人无二身，则文武无二道，材艺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发于事业，昼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材，必尽一尺之用，至于多才之徒，或巧为身谋，或明习祸福，用之自私，虽良、平之智、孔明之术，我何所赖？故曰：有将材而无将心，具将也；无将心斯无将德，无将德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骄将，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盈满之祸，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卫国保家，为始终完器矣。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夫以托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谓付之以疆场之责，授之以太阿之柄，而诈也、愚也、贪也，可使之乎？其在今日也，所以不得已而用才，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贪、使诈、使愚，盖由养之者乏道，取之者失宜，习之坏者久且痼，不得已而求其下焉。
几何而得良将哉？恭惟太祖高皇帝，起兵濠梁，统一函夏，北极沙漠，南穷瀚海，无不宾服，内而禁旅团营，外而九边海寓，与武弁袭授诸政，悉属司马，视文职之掌于冢宰，事体相等，凡此皆所以蓄养武弁，为求将设，如张大罟于深渊，冀于遗鳞而后已。祖宗设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备，渐埒文场，虽草莽九流，咸许在试，凡此皆所以搜求材伎，为求将设，如布大罗于深林，冀无遗羽而后已。为武弁者，豢养几二百余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将，为科目者几历七十余年，而科目不足以得将，中间寥寥有闻，足为边鄙输力称名伟者，不过数人。多出甄拔，未闻咸由豢养，科目之徙，仅有是人焉。方且恃廉傲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终无二心，明义欲之辨，纯忠劲节，无周公不足之观者，诚末见其人焉，戚子当求其故矣。呜呼！用非所养，养非其用，教之异其施，施之者不繇于所教，日挞而求其楚，不可得耳。
今之练将者如何？戚子曰：无分于武弁也，无分于草莱也，无分于生儒也。遴其有志于武者，群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已，捍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足以为人害，以正其心术。其所先读，则孝经、忠经、语、孟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其所先讲，则孝经、忠经、语孟、武经七书，毋牵意解，不专句读。每一章务要身体神会。其义庸有诸身乎？其理果得于心乎？拟而研之，研而拟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复恍惚。俟毕，即读《百将传》，将传中诸将人品心术功业，某何如而胜？某何如而败？孰为奸诈？孰为仁义？孰为纯臣？孰为利夫？孰为烈士？孰为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节？某如何而败名丧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为罔生幸免？某能守经，某能应变，逐节比拟，以我身为彼身，以今时为彼时，使我处此地当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尚志既定，仍复如前，以祸福利害之数，成仁取义之道，须必有定主，不为害挠，不为祸惕，无见于功，无见于罪，常惺惺矣。然后益之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广其材又授之《学》、《庸》大义，便知心性之源头，源洁流清，悟见鸢鱼，常活泼矣。又如医者之于医，先习药性脉诀医方，而后进之以《岐伯》、《难经》、《素问》，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于法而不泥于法，于是为纯臣之性，吉士之材矣。然后进之以杂习器伎行伍之务，将之于桴鼓实用之间，则将材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