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常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御书带经堂记》。
古书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灿然上下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备之于身，以成理万物，无经之名，而莫非经也。至孔子不得位，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后世奉之为六经。盖措之于身则其事精，而天下法之以为治；笔之於书则其义详，而万世繇之以为学。其道一而已矣。新城王公为御史大夫时，御书“带经堂”额大字颁赐，朝士荣之。公侈君赐，既揭于所居之堂，而命（书）记之。“带经”之说，于汉，御史大夫宽少贫，常带经而Θ。公生华胄，弱冠掇高科，历显仕四十余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与夫<焦页>论贱贫之士，杂身都养赁作间，勤不废经者，相去甚远。宽虽能使酷吏如张汤知乡学，雄才大略如汉武与语经学而悦，其得力于经，有大过人者。公文章衣被天下，因公而知向学者皆是也。佐佑文治，不但悦所语；而欲使天下振兴经教，以祛邪慝，又未尝不存于心，求见诸行事。然则公之于经，固将与天下法之由之，而何带之与有？于乎！经之荒亦已久矣。以宽生平力学，不过采儒术、文封禅、邀明堂，一觞而止。经之用，顾若是与？孔子之圣，摄相三月，焉不能使鲁为东周，仅与其徒退而讲遗经于洙泗之滨，传之其人而已。于宽又何责焉？方宽之为御史大夫也，委曲迁就，以从人主之好，位盛贵极。傥回思之余，岂不曰吾今者御史大夫之尊，殆不若乡者都养赁作，得以优游一卷之书之为乐哉！公以天下万世所系赖之身，受六经之托，著书满家，望风求教于门下者，不可数计。名斯堂也，其将礼耕义种，与天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藏之名山，待其人乎？朱子之诗曰：“面似冻梨头似雪，后生谁与属遗经？”公其念经之久荒，而与吾徒Θ治之，则当何如也？（书）固荷Θ之田夫也，幸得从公游，故记公堂而卒以Θ田之说进。
《御书信古斋记》
尊彝鼎俎陶冶之器，篆籀八分隶楷行草之书，设色淡墨之画，今皆去古远甚，弥古则弥佳，而惟人心之同然，无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乱，古犹今也；五情苦乐，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此亦足见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犹浅。至周子则曰：“德配天地，古之极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于人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复，汉、唐、宋、明之所不及者，恃之以兴。即举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于天地之间，期于德与之配而后止，则区区元会运世之迹，为同为异，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王公以信古名其斋，尝上请，得御书以赐，而命（书）记之，盖亦愿学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尝以渐不及见史之阙文为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终无改于从周。然则其于古，宜有未之尽信者。乃千百世后，可信者必曰孔子，岂非德配天地，古之极者与？公莅民而事治，敷教而文变，掌宪而纪肃，祥刑而德洽，上信于朝廷、中信于卿大夫、下信于远近来游之学者与承风之民，亦可以泽今而传后矣。而犹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斋。夫有所宜于古，必有所戾于今。自秦以降，以秦为师，自元以降，又以元为师，未尝不称说唐虞，颂美商周。及究其行事，在上者，不但井田、封建，邈若海上神山，即元鼎、贞观、庆历诸遗事，亦谁以为可复者？在下者，不但邹鲁之道，不可再振，即濂洛关闽之学，又谁不以为迂阔而不近人情者？古道之沦胥，固其所也，然返世于古，势有甚难。若自为古人，则在我而已，公之自为古人，固天下所不疑，而深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吾知后之人论世，至今数十年间，屈指可信于公卿大夫，必曰新城王公。则公之信于古，与后之信于公，又何以异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