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政令宽大，一时辅翌大臣，皆忠正有远略。尝见梁文庄诗正掌户部时上疏稿，核计度支盈绌，如在指掌。略言：“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然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兴土木之功，黩武之师，以为持盈保泰之计。”当时人皆咎其言利。至嘉庆初年，河水屡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载，国帑为之告匮，始服公之远识预定于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间，纯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备，因建营于蓝靛厂间，欲令鸟枪兵丁皆携家往住，以便演习。舒文襄公上言：“火器为国家要务，不可使尽居城外，以致内城无备，仓卒用之，难以立至。”上从其言，因分为内外二营。至嘉庆癸酉秋，林清之变，有赖内营火器，始能即时扑灭。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贾贩绸缎往新疆，皆令官与之平准，而命其携银以归，不许私置货物入关，以干禁令，盖预防内地银两有所亏缺也。又乾隆庚子，上以天下殷富，乃议改绿营名粮。名为公费，而招募朴实其额，以为足兵之计。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上意，乃改巡捕五营之制，天下督抚因而议行，岁糜费国帑三百余万，国用因之不足。甲戌春，今上从廷臣议，始复旧制。若三公者，可谓谋虑深远，得辅相之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