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晕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漳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于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
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
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