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
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
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
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傅。”又吾衍云：“挑拨乎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竹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