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近名士褒贬人物，笔之于书，彼此传闻失实，使正人被诬，不胜枚举，然无关大节犹可也，若妄肆讥评，则大为不可。如我朝姜西溟先生，有《姚明山学士拟传辨诬》一篇云：“何元朗称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我翰林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而衡山名长在天壤间，今世岂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哉？自钱虞山称快此言，载之《列朝诗选》，而明山之后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将北上，姚氏数人持东泉尚书父子传志见示，复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一篇，又《送衡山先生马上口占绝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设科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时出其间，如唐世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陈后山诸人，犹能以学行自立，而足以风厉乎天下。今则惟衡山先生足当之，而先生之秉道谊，立风节，明经术，工文章，尤有高出于数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赙，以崇孝也；麾宁藩之聘，以保忠也；绝猗顿之游，以励廉也；谢金、张之馈，以敦介也；不慑于台鼎之议，以遂其刚志也；不溷于亵之诏，以植其坚贞也。天子贤之，擢官翰苑，官仅三载，年方五十余，慨然起南归之兴。吾每谬言晋之不得，竟三疏得请以去。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于爵禄之上，罗之所不能取，樊笼之所不能收，翻然高翔，如凤皇之过疏圃而饮湍濑，下视啄腐鼠以相吓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尽向往之志，备极赞扬之词，而于诗末章则曰：“岂是先生果忘世，悲歌尽在五噫中。’其知衡山也深矣。钱虞山不考，漫笔之书，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复著其说，于《拟传》不重诬耶？明山可传，不独议礼一节，其居官屡有建白，据古证今，义正辞核，惜其中年凋丧，不竟其志，而何氏谓今世遂无道及者，彼自不识明山，于明山固无损也。复按，家传、志铭皆云杨文襄引公同修《明伦大典》，公耻不肯与，同馆皆嫉之。而《拟传》云：”涞虽以议礼受杖，后与修《明伦大典》，不终其节。‘余在史馆，疑而请之监修徐公，公命请取《大典》检阅，同修者绝无姚名，遂命删此一段，然其稿犹传播人间也。此是姚公大节所系，彼既罹祸于生前，复被诬于身后，史笔之陷人，岂必在张桂群小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