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银少钱贵，公私交困，因请变通钱法，以裕国便民，专折上陈，昨奉到朱批，交部议奏，而部中准驳尚未奉有明文。伏思钱法为济时急需，而铜政实为钱法根本，铜之来路不充而日勤鼓铸之事，铜之去路不禁而徒严盗铸之条，非拔本塞源之计也。夫以甚有用之铜，而听其为民间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谓货恶其弃於地者，莫此为甚。大约风气之华靡，以渐而开，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铜之为用尚少，比年则铜器充斥，而东南数省为尤甚，如一暖手足之炉，虽小户亦家有数具，一闺阁之镜，乃径宽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斤，一盥盆，一炭盆，一壶、一镬，动重数斤，又如大小钲饶与鼓相配而鸣者，为岁首戏乐之具，从前惟富户乃有之，近则中小户亦多有之。举此三数端，则其余可以概见。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华，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而於省会之铜器店以百计，郡城以数十计，县城亦不下数家，至究其铜所由来，并非经商贩运，间有以废铜易钱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则其铜何自而得乎？则皆销毁制钱而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见有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钱，即乾隆、嘉庆亦甚寥寥矣，非皆毁而为器之故乎？然则居今日而议钱法，舍禁民间铜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无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缴，甚至不缴则从而搜括之，则滋扰之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
且常用之物，骤为厉禁，亦无以服小民之心。窃以为宜令牧令设局公堂，以渐收买之，十里以内限一月，十里以外限两月，皆输缴净尽，每斤给以价银一钱五分，如是则民不扰而浮议亦不起。虽然山僻小县，库中附贮之项，皆别有所抵，征地丁，则随征随解，安得余银以为收铜之资？窃又以为宜从权变通，准其开常平仓，或即照银价以谷给民，或出耀得钱以给之，随时变通，民亦可以无扰，总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铜既净，即以原物统归省城总局，然后酌量分别铸造，不过数月，便可集事。但铸造磨砻必极工致，而米炭工资必照时价给发，使炉匠有以养身家，然后行之可久。如现在各直省钱局之价，皆照康熙年间旧定者给发，其中赔贴太甚，则其弊更不可言矣。钱既铸成，令当商每家领去，使民行用，而兵丁口粮及各工程杂款，皆以此种钱给之，即百姓持此钱以完钱粮，亦一例收之，然后免其疑贰，可以畅行而无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