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年，吾乡某孝廉留京过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少登科，鲜衣美食，宴游吟啸，习以为常。凡九上公车，而家计遂落。京居多所称贷，岁暮，索负者盈门。孝廉素矜惜颜面，计无所之，竟自缢，为两仆所救而苏。时同乡官及同公车者咸往慰视，有某太史与孝廉行径正同，往来素密，亦随众至，乃瞠无一语。及退，语人曰：“此某欲自拔苦海耳，何以救为？救之适所以苦之矣。”众皆怪其持论之乖。逾数月，而某太史亦白缢，群救之不苏。时家大人在京，目击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论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为此言，则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华之选，衣帽闲雅，笔研精良，断不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乡士大夫之耻，宦运之衰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特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惊可愕之事有甚于此者，自李许斋方伯开其端，而王少华廉访继之，某监司又继之，某运使又继之，某学政又继之，甚之以状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余年之间，此事乃层见叠出，论者率渭其人之命运使然，非必尽关因果其然，岂其然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