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大人曰：“周次立邑候（以勋）宰丹徒时，江浙大旱，所办荒政最好。地处四冲，大吏过境者络绎，供帐饮食率用六簋，不设海味，所费不过二金。当时州县谒督抚，不送门包者，惟次立与陈曼生（鸿寿）两人，虽索亦不应。嘉庆甲戌（1814），余挈家进京，过镇江，次立亦以六簋饷余，曰：“毋嫌其薄，数年来自督抚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谢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甲昨报客寓一人猝死，以无亲属当诣验，见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犹执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毙。有一随伴小僮，言昨日初到此，向在某官处为长，随以事逐出，云当往京师提督府具控，毫无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见，自呼曰我该死，立时气绝。问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验其身，实系中恶死，无他故。检其箧，忽得一控状稿底，又一册罗列主人阴事多款。余念此册不可留，是将兴大狱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册中多款虚实不可知，然此辈阴刺主人劣迹以为挟制之具，挟制不得则反噬倾陷，且将罗织多人，丧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阴灵不泯而为是欤。”余谓次立此举，必有善报。后十余年，余官吴门，闻人言次立为丹徒城隍，确有所据。或曰得自张真人，语殆不诬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