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钱亦最糜。东南北三河岁用七八百万，居度支十分之二。一由于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诸事皆由官给值，继而嘉庆中戴可亭河督请加料价两倍，故南河年需四五百万，东河二百数十万，北河数十万。其中浮冒冗滥不可胜计，各河员起居服食与广东之洋商、两淮之盐商等。凡春闱榜下之庶常及各省罢官之游士，皆以河工为金穴，视其势力显晦为得赆之多寡，有只身南行，自东河至南河至扬州至粤东四处获一二万金者。至道光末年，国用大绌。湘阴李石梧尚书督两江，询余以节帑经久计，余对曰：“积弊已深，操之急，徒生乱耳。千金之堤，一蚁穴足溃之，未可以国事尝也，必十年而后可。”公曰：“次第行之诚善，亦有说乎？”余对曰：“首三年当定年额三百万。以一百万支常年岁修，一百万办紧要工段，一百万为各官公费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置。行之三年，凡紧要工程已具，减为二百万；再三四年减为一百五十万；再三年减为一百万，则无可再减，而通工固若金汤，无懈可击。而十年之中，崇实黜华，慎选人才，省官并职，风气亦必大变。且樽节之实效远著，朝廷知之，四方信之，虽有诛求责望，亦必日有所减。十年之后，岁需一百万，仍可永庆安澜，而官与民皆有高枕之乐。究其实，五十万即足于公事，其五十万仍以赡公中之私而已。”尚书深赏其言之深远，未几引疾去，此议遂无能行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