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五月，奉上谕：“我朝创制国书，分十二字头，简而能该，用之无所不备，而音韵尤得天地之元声。惟是汉人初学清字者，辩字审音，每借汉字音注，以便记诵。而汉字不能悉叶，不得已各从俗音，以意牵合，未经校正画一，将恐久而益差，闲尝读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谛寻之，则原清语所常悉。又如《元史》之达鲁花赤，以今蒙古音译之，当为达鲁噶齐，不华当为补哈，此类未易枚举。在史氏或以己意为音，或出于当时承习，盖由以汉字而注清语、蒙古语，既非本字，又无一定，是以讹复传讹。以此知官为较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国书谓之阿补喀，蒙古谓之腾格哩，西番则谓之纳穆卡。至国书之腾格哩，则汉语所谓弦子耳。又如一日也，国书谓之舜，汉文谓之日，蒙古谓之纳兰，西番谓之尼吗。又如国语呼尔者，其音为西，而西方则称斡呼基。此在兼通清音汉文者无所疑义，而通清不通汉者，但知西之为尔，通汉不通清者，但知西之为西，而语之以斡呼基，且不知为何物矣。盖凡物之命名，本属后起。《尔雅》、《释名》，方言土训莫可殚悉，皆假象耳。若夫以汉字注清文，实假象中之假象，而必执此以较是非、定高下、寓褒贬，此特私心妄见耳。爰命大学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头音训。开章六字，则用直音，如阿、额、伊、鄂、乌、谔；余用二字合音，如阿纳、额讷、伊呢、鄂傩、乌努、谔懦；其余十二〔一〕字头，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衣阿、衣额、衣伊、衣鄂、衣乌；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阿纳衣、额讷衣、伊呢衣、鄂傩衣、乌努衣、谔懦衣。以分轻重缓急，而国书之元声略可得梗概。是不过同文之一端，无关奥义，然习之于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申其义，传示久远，俾知所法守焉。特谕。”谨按：《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增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一卷，《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皆经钦定，条分缕析，贯串精详。余官京朝时，曾与满洲友人精习翻译者时加讨论，惜心计粗钝，究未能一一体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