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不通中国，名曰东番。明天启中红毛荷兰夷人居之，属日本。本朝顺治六年，郑成功据而逐荷兰夷，伪置承天府，名东都，设二县，曰天兴、万年。其子郑锦改东都曰东宁省，升县为州。康熙二十年，用姚启圣议，授施良为靖海将军征之。二十二年，良率舟师，由铜山进人八罩，直抵澎湖，歼其精锐，郑克爽穷蹙归命。台湾平，改置府治，领县三。雍正元年，复添设一县。初，私渡之禁严，闽、粤人利其土地肥美，辄偷往开垦。久之，欲归则不忍弃业，归则干例禁，其父母妻子之在内地者，亦不得往。大吏悯焉，曾奏宽其禁，未几复停罢。乾隆己卯，光州吴湛山先生（士功）抚闽，特以情上闻，其疏曰：“凡有渡台人民，禁绝往来，不能搬移。现在台地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系恋妻孥，实有不能自已之苦衷。以致急不择音，冒险偷渡，百弊丛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纂修《台湾县志》云：‘内地穷民在台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挂验，妇女则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奸梢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头串通习水积匪，用湿漏船只收载数百人入舱，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赶骗离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陷没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涨漂溺，名曰饵鱼。穷民迫于饥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志》言如此，臣思愚民之被害，奸梢之肆恶，鲁鼎梅身莅台湾，见闻自确，载诸邑乘，考订非虚。臣一载以来，留心察访，实属确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发者，缘在汪洋人迹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溺于波臣，幸免者亦缘自干禁令，莫敢控告。故例禁虽严，而偷渡接踵。臣计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一载之中，共盘获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妇九百九十九名口，内溺毙男妇三十名口。其已经发觉者如此，其私自过台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几。伏念内外民人，均属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诸臣所以叠有给照搬眷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以后，亦未有在台滋衅生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台者身同羁旅，常怀内顾之忧，在内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老幼妇女，茕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致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我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合无仰恳敕部定议，嗣后除内地只身无业之民，及并无嫡属在台者，仍遵例不许过台，有犯即行查拿递回外，若在台有业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妇、孙男女及同胞兄弟过台者，许赴台地。接管官报明籍贯眷属姓氏年岁册，移原籍核覆，给照回籍搬接。其在内地眷属，欲过台完聚，报明该管地方，移台核覆，申督、抚给照亦如之。过台时验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滥给路照，各当该官司均分别议处。其余偷渡人，仍如旧例严禁。”疏入，下部议行。从此渡海良民，感颂皇仁，咸有室家之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