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昭子所到，虽一日，必葺其墙屋。程伊川衣冠必整，蔬饭必洁。朱子谓王荆公节俭恬退，皆不合乎中。如《谈往》所载：“万历间宦局世风，崇尚朴素，贪索名高。寓此馆者，初则门为薪，继则椽槛佐爨，前人苇席遮穿，后人则拆三并两，更为一，至于广筵长夜之器用，主以情借，仆以奸卖，空空如也。清谈简率，俭啬鄙陋，官于此屋争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颓。”实道尽当时之弊。乾隆八年冬，奉上谕：“朕君临天下，勤求治理。小民生养之源，无日不为深计。而劝谕之术，尤在久道化成，是在督、抚诸臣董率群吏，日就月将，实用其心于兴化致治之要，以于上理，非徒奉文守法，循分苟安，遂谓无忝厥职也。朕闻雅尔图之在河南，官署鞠为茂草，许容之居湖南，至以文书废纸糊窗，此即孙樵所谓以官为传舍，醉Ο饱鲜，笑与秩终而已。雅尔图、许容尚称勤于职事者，而犹有此，则推而至于他省，等而至于州县，其在官无异一驿耳。古之人臣处官事如家事，试问今之为官者，其料理家务，果肯若此之草率简陋，漫不经心乎？此虽细务，可见其心不在官，欲望其曲体民情而代谋家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张九龄云：‘县得良宰，万户息肩。州有贤牧，千里解带。’盖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任，则民服教化。若当官而存苟且之心，将百事皆从废弛矣。汉时治尚循良，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储以公辅之用，意在久安以安民也。虽朝廷用人，量才审器，必酌人地之宜，自不能一无更调，而欲吏与民相接，俾气协而情通，究以久任为常法。居是职者暂不忘入〔久〕，即一日而为数十年之计，久不生倦，数十年仍当如一日之心，则训俗型方，自必视为切己事也。今亲民之官，不至苞苴肆行，而多竞竞职守，然仅惕于功令，以遏其贪饕，迫于考成，以策其勤敏。簿书期会之外，岂真有以民心之淳薄为念者欤？此闾阎之所以不尽驯良，而化导之未洽也。夫身膺民社，即为其父母师保，官之视民如子弟，则民之视官若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浃，斯叩之而即应，感之而易从。今之州县，于黎元之身家性习，视同膜外，平时不相联属，而诫谕俱属具文。浇漓溺于其心，陵竞狃于所习，此则所谓痼疾，外视若无所苦，而病隐中于本根，愈久愈大，治之甚难，诚不可不亟为究心者。试思身为牧令，若但司簿领、事承接，则一书吏之能事，何以官为？昔韩延寿闭阁思过，而民自悔悟，吴佑以身率下，而民不忍欺，是民非无良，而权操之在上。惟教深于隐微，故其树绩益显。为督、抚者，果以此为课最，使有司提撕警觉，百姓观摩渐渍，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将见官与民相习，情与事相通，一气感孚，不致格，于以兴教化而移风俗无难也。倘任其波流，无以发其孝弟廉让之至性，岂能使之奉长吏之命，而群然相从乎？朕闻驷马不驯，御者之过也。百姓不治，有司之过也。有司与民漠不相关，咎在督、抚；不能使有司化诲其民，咎即在朕。今吏多玩忄曷而风不古，若朕实愧之。国家承平日久，治具毕张，虽久道化成，未易骤至，而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积习，凡有莅民之责者，皆当审时务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其各遵奉毋忽。特谕。钦此；”恭读一过，凡百在位者，其亦憬然于民生吏治之大端，而勿徒矫情饰貌，以博虚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