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黄氏日钞》：“八蜡：一先啬，二司啬，三农，四邮表，五猫，六虎，七坊，八水庸。”山阴陆氏读为“祭坊与水，（句）庸事也”。（句）谓如“民功曰庸”之庸。按：徐师曾曰郑氏去百种而增昆虫（郑注并无此语）。方氏亦去百种而分猫、虎为二，张子用百种而序之于末，以为学者不信经而信注；定为先啬一，司啬二，百种三，农四，邮表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似矣。然以愚见度之，孔疏云：“邮若邮亭屋宇处所；表田畔；者，谓井畔相连。”是邮表、、实三事也。“古之君子”以下数句，乃申明上文诸祭之义，坊与水庸似包入表、内。莫若以主啬为一，司啬为二，百种为三，农为四，邮为五，表为六，为七，禽兽为八，较为平允。孔疏不云乎？“禽兽即下文猫、虎之属”，则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今但合猫、虎为一，或分猫、虎为二，则禽兽二字为无著矣。王白田谓集说仍载旧说而不取张子为非，近人俞荫甫引《周礼大司乐》注谓禽兽之所包者广，而不敢明断禽兽即八祭之一，似均于“古之君子”一段未曾体会入微也。究之蜡祭一事，古今迄无定论。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国家崇报之文，明肇荐，考议周详。凡祀典所关，群神咸秩。即如雩祭诸礼，事系农桑，近复议行。有举无废，皆以为民也。迩年以来，诸臣工每以蜡祭为请，朕追维旧制，酌古准今，有宜于详慎者。考大蜡之礼，防于伊耆，三代因之，所以报万物之成也。虽咏于《诗》，详于《礼记》、《周官》，而古制远，传注参错，难以折衷。所谓八蜡，配以昆虫，后儒谓其害稼，不当与祭。《月令》：‘祈年于天宗，蜡祭也。’注云：‘日月星辰则所主。’又非八神。至谓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其神甚多，尤难定位。且蜡与腊冠服各殊，有谓腊即蜡者，有谓蜡而后腊者，是古制已不可考，终无定衡。至于后世，自汉腊而不蜡，此礼已湮。魏、晋以降，迄于唐、宋，时行时止，或溺于五行之说，甚且天帝、人帝及于龙、麟，朱鸟，多至百九十二座，议者以为失先王之礼远矣。苏轼曰：‘迎猫则为猫之尸，迎虎则为虎之尸。’近于倡优所为。是以子贡观于蜡，言一国之人皆若狂，以其沿习日久，迹类于戏也。盖祀于南郊，已不合古制，而蜡于四郊，则惟顺成之方始祭。较量区别，丛杂琐细，于义有乖，于礼未洽，于神为亵。自元、明以来停止此典，实有难于举行之处。况蜡祭诸神，如先啬、司啬，日月、星辰、山林、川泽，今皆祀于各坛庙，原于典文无缺。即民间秋成之后，休息农功，祀神报赛，大抵借蜡之遗意，以尽其闾井欢洽之情，犹有吹豳击鼓之风，亦皆听从民便，未尝禁止。是蜡祭原行于民间，但田夫萃处，杂以嬉戏，各随其乡之风尚，初不责以仪文。若朝廷议祀，洁蠲虔享，必严肃整齐，何至有一国若狂之论。可知此祭即古亦闾阎相沿之旧俗，讵可定以为郊庙典礼？如以为有祈无报，则方春而祈谷，冬又有事于圜兵，《礼》谓郊之祭为大报天，又云万物本乎天，大报本也，岂得谓之有祈无报乎？况二仲荐馨，并崇社稷，班固所谓为天下求福报功者，具在陈祥道，所谓大社、国社，农之所报在焉。今社稷坛春秋两祀，祈报之礼已备。至义近于重复，事涉于不经者，即下之礼臣，亦难定议。因诸臣但泥古制，多未深考，是以特降此旨，俾共知之。钦此！”恭读一过，儒生纷纷之说，可以不攻自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