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变法，必有一揽权专断强有力之人主持其间，如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皆是也。主持者一败，其势立转。独光绪变法与前代不同。张之洞提倡报馆，力主废科举、办学堂、派学生出洋，张百熙继之，诸新党半出其门，炙手可热，倾动一时，而二张则既死矣。袁世凯倡议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丙午提兵入京，大乱官制；端方搜括民财，肆意铺张，学堂、报馆、警察、新军，糜费不知凡几，而袁、端则既罢矣。宣统初年，在朝并无一贵幸大臣能以权力主持变法者，其余附和诸奸若李家驹、汪荣宝、吴廷燮、曹汝霖、董康之流，皆阿附取容，一旦不用，取而弃之如孤雏耳。新政之害，已情见势绌，督、抚知之，政府知之，摄政王亦知之。京师官三五杂坐，莫不ソ手叱骂。其实骂新政府者无一非办新政之人，即无人不享新政之利。游东洋归者骂留学生，而钻营求差自若也；在学部当差者骂学堂章程，而拟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当差者骂新律，而援引听断仍自若也。举一国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兴，事极可怪。当世凯去位时，幕客代拟疏谢恩，中有“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二语，世凯大惧，急取笔涂去“宪政垂成”四字，易以“庶政待理”，乃知立宪一事并非世凯本心，不过藉以翻乱朝局，既罢则防后祸，不敢以此自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