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襄督鄂时，有《抱冰堂弟子记》，述其生平行事甚悉。托名弟子，实其自撰也。摘录数则，间附按语，以资谈助。
庚辰、辛巳间，官庶子时，有中官率小阉两人，奉旨挑食物八盒，赐醇邸。出午门东左门，与护军统领及门兵口角，遂毁弃食盒，回宫以殴抢告。上震怒，命褫护军统领职，门兵交刑部，将置重典。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乃与陈伯潜学士上疏切论之，护军统领及门兵遂得免罪。时数日内，有两御史言事琐屑，不合政体，被责议处。恭邸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彼等摺，真笑柄；若此，真可谓奏疏矣。”
琼州属崖州，有榆林港最深，可泊大兵轮，为中国第三船澳。乃拟于琼州府城外设守，并经营榆林港，筹有定款，购有甚巨炮数十尊。后任某君到，言此台此炮无用，尽举以赠北洋。按：后任某君为合肥李瀚章。北洋大臣为李鸿章也。
庚子拳匪初起，甫自涞水扰定兴。五月初四日，即电总署请严禁剿捕。嗣后于五月内叠次电奏，斥为邪教乱民，请保护使馆，力剿各匪。勿召回出使大臣，单衔径电各国外部及各国来华水师提督，与约保护东南，勿扰京城，勿惊乘舆。并联合各省督抚十余人，电各国外部，与刘忠诚会同，与沪上各外国领事立约，不得犯长江。圣驾西幸，与各国坚明约束，忽扰襄樊，以通东南贡赋之道。
庚子七月中旬，京师危急。闻两宫意将西幸，合肥李相纠合各督抚力阻圣驾。并未先商，已电山东请发摺，然后电知。乃急报项城，谓此议大谬，万不可行，鄂断不会衔。如已发，当单衔另奏。乃撤去鄂衔。幸此摺到京之日，畿郊已大乱，疏未达而乘舆已行，不然，大局不堪问矣。合肥又有联衔疏请驾留山西，勿赴陕，亦驳之。按：两宫在太原时，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勤王师至，力请幸西安，遂降入陕之旨。江督刘坤一，联合督抚电奏，言陕西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新疆甘肃为邻，新疆近逼强俄，甘肃尤为回薮，内讧外患，在在可虞。又有“各国曾请退兵回銮，不占土地，正可藉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幸愈远，拂各国之请，阻就款之忱，朝廷徒局偏安，为闭闻自守之计，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粮，久将不给”等语。当时，若仍驻太原，联军亦断无逼驾之事。回銮较速，和约亦较易成。乃入陕经年，糜费数千万，至臣工屡次吁请，乃议回銮，虽由于孝钦之惧逼，亦传霖启之也。
庚子西幸以后，和局将定，朝廷斟酌回銮之举。外人来言，诸祸首虽已治罪，然某要事未办，名位如故，到京后各国必力要之，得请乃已。乃密电枢廷劝其面奏，趁两宫未到京之先出自慈断，发之以全国体，此议遂定。时乘舆尚在汴也。按：“某要事未办”指大阿哥溥亻隽也。端王载漪遣戍后，溥俊名位如故，回銮时外人以为言，乃撤去大阿哥名号，命即日出宫。
癸卯冬，述职在京，日俄将开衅。政府嘱往劝日本勿与俄战。拒之，并述西国公使之言曰：“日俄开战，此乃于中国有益之事，何为阻之？”因请政府据以上闻。以后遂不复有劝阻日俄用兵之说。
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按：近世言公羊之学者，湘潭王闿运最为之魁，至廖平、康有为而大昌其说。文襄之言实指康也。
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糅，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宇矣。果不数年，而大乱迭起，士大夫始悟此论之识微见远也。按：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续为《广艺舟双楫》，极推崇六朝。文襄此语亦有所指也。
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文襄所奏各事，皆奏请特旨准行。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勿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省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贤王之意，盖可感矣。按：大司农为翁同龢。时同龢以户部尚书在枢府，与文襄最不协。恭亲王奕訢被逐出枢廷。醇亲王奕讠以皇帝父不便入直，乃诏枢臣遇事与醇亲王妥议。醇王实隐执政权，故能调护文襄也。文襄有《送翁□书遣戍诗》，自注言“与翁氏交情极洽，而叔平必欲置我于死地为不可解”之语。文襄编诗集时，翁已得罪锢于家，文襄方以大学士在枢府，犹不能忘同龢也。
某中丞素与龃龉，及罢官归，语人曰：“为我致谢张公，吾父子惟有感激而已。”盖力劝其勿附康党，言之四次也。按：某中丞指义宁陈宝箴，其子陈三立也。
某中丞自负而偏执，论事多不惬，及去官里居，始悟在鄂之多误。按：此某中丞指浏阳谭洵，谭嗣同之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