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曹司不习吏事，案牍书吏主之，每检一案，必以属书吏。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各部例案，高与屋齐，非窟其中者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其业，一额出，争以重金谋得之，蟠踞窟穴，牢不可拔。书吏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时谓有清之弊在吏、利、例三者恒相因，冯林一桂芬《校庐抗议》言之有余痛焉。
户部书吏达千余人，为至盛。次则吏部、兵部。文武官补缺必待部准，吏因缺之肥瘠以求贿，贿不至，则多方驳之，或延阁焉。故外吏得缺有“到部打点”之说。打点云者，即贿吏之谓。若铨缺，则后先之序，有年资限之，吏则按籍以求金，若由他途以易之，则必费巨金；有时为例所缚，巨金亦无力焉。循年资而得者亦鲜。吏、兵二部之书吏，索贿及于补官而止，视户部则大远矣。户部之权，在各省之核销。军兴时，军费之报销，相出入恒百数十万，故核销一案，往返驳辩恒至逾年，或数年，督抚将帅，深知其意，故报销时恒预计打点之费。一案恒费数十万，少或数万，司官之掌印、主稿与书吏朋比分之，贪黯之堂官亦恒所染指；而书吏实为枢介，此为其最大者。他凡发饷拨款，罔不由吏手，吏皆有所沾濡，故称阔书办必首户部。工部公事最闲，然朝廷有大兴作，则部员、部吏乃大获利。刑部、礼部向称穷署，所获不丰，独遇会试或大婚丧，则礼部乃骤忙。
光绪二十九年，长沙张尚书百熙长吏部，首倡裁书吏之举，时论皆谓至难，张毅然为之。选新入署司官，行书吏之事，两月余，乃大定。他部乃渐效之。户部既改称度支部，乃独迟，然卒至各部裁书吏尽绝，皆自张创之。
庚子拳变，百官奔亡，独书吏不散。乱渐定，有建言例案太繁，宜毁之。有旨命御史陈璧往户署择毁焉。至日，户部书吏悉列诸案塞大堂，高与檐齐，告陈璧请编阅。陈既穷于术，语吏择其要存之。吏言无非要者，仍请择焉，倘误毁要者，公任其责。陈不得已，一以付吏，使择毁其残缺者，用以复命焉。
自顺康以至同光二百余年，书吏之运乃止于丙午之改官制。前此则虽以曾国藩、左宗棠之勋业束于部制，不能不为书吏屈，及丙午废吏制，乃无复孑遗，则时会为之也。
书吏见司官称老爷，旁立白事；然司官不敢开罪于吏，惧掣其肘也。军机处称供事，实即吏也，无俸金，三年一列保，异常劳绩，历三次，凡九年，恒至道员，或出任官。而司官外转，为之属，则上官具旧属，刺投焉，属下不敢受也。如光绪间，陆嘉以供事至长芦盐运司，而军机章京凌福彭方守天津府，须堂参，陆乃先以旧属礼谒凌，凌仍尊以上官，是其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