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未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顶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于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
皇上亲自祭把天地神灵，祭文中都说“恭敬地献上每年的祭品”。先到景灵宫，叫做“朝献”；接着到太庙，叫做“朝飨”；最后才到南郊举行祭祀。我在编定祭祀制度时，曾参加讨论，老是怀疑
它的次序，如果前面的为尊责，那么祭天地就不应该在祭祖宗之后；如果后面的为尊贵，那么景灵宫就不应该在太庙的前面。探究这种次序的由来，大概也是有根据的。按照唐朝的老规矩，大凡祭祀上天，就都要预先派使者向各路伸灵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就由皇帝亲自去，那些祭文中的祝词都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祭祀，不敢不禀告”。到宫庙祭祀叫做“奏告”，到别的地方叫做“祭告”。只有在南郊祭祀，才是“正祠”。到天宝九年，唐玄宗才颁布诏令说：“‘告’是上对下的用语，今后太清宫应该叫‘朝献’，太庙叫‘朝飨’。”从这时起就不用“奏告”的说法，祭文中都叫“正祠”了。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筤”；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筤”。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正式朝会听政的处所的正座，是香木制成的，加上贴金的装饰，四只脚，椭圆形的角，它的前部略为后缩，用藤条编好盖上。每逢皇帝外出巡视，就派一个老太监坐在马上抱着它，叫做“驾头”。车后弯曲的篷叫做“筤”，两把扇子把它夹在当中，统称为“扇筤”，都绣了花纹，也有熔化金丝的，就是古时候的“华盖”。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
唐朝的翰林院在皇宫中，是皇帝闲居的地方，玉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那里。充当侍候的人，从学士以下，列入名册的工匠、技艺一类的官员，都称为“翰林”，像如今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一样。唯有翰林茶酒司只称为“翰林司”，大概是依据不完整的文件。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宜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唐朝的制度，从宰相往下，刚任命时都没有召见的礼节，只有学士才被召见，大概因为学士院在皇官中。没有太监宣布召见就无缘进去，所以院门上又另设一道门，也是从那儿通往内官的。另外，学士院的北门，正对着浴室的南边，便于听皇帝召见。现在的学士刚被任命时，从东华门进去，到左承天门下马等候命令，院吏从左承天门双双带领到阁门，这也是沿袭唐朝的旧制度。唐朝召见学士是从东门进去，那时学士院在西边边门，因此从翰林院东门去应召，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东华门。至于像拉门铃的规矩，也是因为在皇宫中，即使是学士院吏，也得停在玉堂殿门外，那它的严密也就可想而 知了。如今学士院在宫外，同别的官署没有什么不同，也没了门铃拉绳，都是空摆着老样子罢了。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学士院玉堂，宋太宗曾经驾临过，到现在只有学士在每月初一才允许端坐在那里，其他日子都不敢单独坐着。过去的规矩是，堂中设置了视草台，每当草拟诏令时，学士就穿戴整齐依台坐下。如今不再这样，只保存了一个空台罢了。玉堂东边承旨阁子的窗格上有火烧过的痕迹，那是宋太宗曾在夜间驾临玉堂，苏易简任学士，已经睡了，急忙起来，没有蜡烛照着穿衣戴帽，宫女便从窗格中伸过烛火照着他。到现在也没有想过要更换，把它作为玉堂的一件趣事。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量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东西头供奉官，原本是唐朝随从官的名称。从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皇帝大多住在大明官，另外设置随从官，叫做东头供奉官，西头内宫原有的官员也不废除，就叫做西头供奉官。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唐朝的制度，两省供奉宫东西相对站立，叫做“蛾眉班”。本朝初年，供奉官的排列在文武百官的前面横列。王薄免去宰相，做东宫一品官，排列在供奉班的后面，就让供奉班照旧分开站立。庆历年间，贾昌朝担任中丞，认为东西排列对拜是不合礼节的，又让他们横排。到现在，开始排班时分开站立，文武百官排列好后才调转行列横排，参拜完后再分开站立，百官退朝后才退出。这是综合了过去的制度。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过去的制度对于服饰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相沿承袭形成惯例。例如学士舍人穿的鞋、拜见丞相、往来用一般的公文、上台阶、骑马之类，都用过去的规矩。近年来多用靴和笏板。章子厚担任学士时，就这些事论述，现在就已成为明文规定了。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蹀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蹀躞、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正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中原一带的衣帽服饰，自从北齐以来，就全部采用胡人的服装。窄衣袖、红绿相配的短衣、长筒皮靴、有挂环的皮带，都是胡人的服饰。窄衣袖有利于骑马射箭，短衣、长筒靴都便于在草地走路。
胡人喜欢茂盛的草，经常躺卧其中，我出使北方时都见到过这种情形，即使君主居住也在深草之中。我到胡人朝廷时，刚下过雨，走过草丛衣裤都浸湿了，只有胡人一点都没有沾湿。皮带上所垂下的小挂环，大概是用来佩带刀剑、手巾、算袋、磨刀石一类的东西。以后虽然去掉了挂环的饰品，但还保存着那个环，环是用来穿挂附属物的，像牛马股上的皮带，也就是现在皮带上的装饰物。天子必定以13 个环为度，唐代武德、贞观年间还是这样。从开元以后，虽然还沿用旧习俗，但规矩渐渐宽松了，然而皮带上的钩还是穿过皮带上的孔。当今朝代又在腰带上加了顺折，是用来显示主人的纹饰的。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中”。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
幞头又叫“四脚”，就是四条带子。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来，两条带子反上去系在头上，使它曲折附着在头顶，所以也叫“折上巾”。唐代的制度规定，只有君主才可以用硬脚幞头；晚唐时方镇专权，才超越本分用硬脚幞头。当今朝代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共5 种，只有直脚幞头是贵贱的人普遍使用的。此外，百姓所戴的头巾，唐代人也叫“四脚”，那是因为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两条带子系在下巴底下，取它干活时不会脱落。无事时就把两条带子反系在头顶上。现在的人不再把带子系在下巴底下了，那两条带子就成了摆设。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剳子”也。
唐朝中书省管书写公文的事叫“堂帖子”。我曾见过唐朝人的堂帖，宰相签署，格式同现在呈报的“堂札子”一样。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密院割子问宣头所起。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堂语诏，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剳子。但中书 剳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剳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我到史馆当检讨时，枢密院札子询问宣头的由来。我考查了唐朝的旧制度，中书舍人掌管诏书诰命，都要写成四份，其中一份是底本，一份是宣。这个“宣”说的是对外颁布，没有把它作为诏书的名称。晚唐时枢密使从皇宫中接受圣旨，出来交给中书省，就称为“宣”。中书接到诏令后，抄录在簿册上，叫做“宣底”。如今史馆中还有过去的《宣底》2 卷，与现在的《圣语簿》一样。后梁初年设立崇政院，专门执行机密命令。到后唐庄宗时恢复枢密使的职务，派郭崇韬、安重诲担任，开始分别兼任政事，不经由中书省直接下达的诏令称为“宣”，比如中书的敕令；小事就颁布头子、草拟堂帖。到现在枢密院还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也用札子。不过中书札子，宰相签署在上，副相和参政依次向下；枢密院的札子，枢密院的长官签署在下面，副职以下依次向上。以此作为区别。头子只是给驿马之类使用。
百官子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唱，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宗，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则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文武百官在中书省拜见宰相时，九卿以下的官员，等中书省的官吏高声叫一出“屈”时，就快步走进去。宰相作揖并进茶时，都高声赞颂，叫做“屈揖”。待制以上官员进见，就说“请某官”，不再屈揖，到退下时仍然进茶水。都在宰相座席的南面横向摆设百宫的座位，上朝时就坐，京官以下都站立。后殿带领臣属时，对待制以上的官员，要宣布名字叩拜挥手；对普通官员只引导叩拜，不宣布名字，不挥手顿足。中书省对高贵官员就减省礼仪，表示与他同样高贵；在皇帝面前对低级官员就减省礼仪，这是礼仪衰微了。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唐朝的制度，副官、侍从被封官就要向殿门谢恩，现今三司副使以上被封官，就在殿前台阶上跪拜舞动，其他官员在台阶下叩拜，但不舞动。这也是沿袭了殿门谢恩的老规矩。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彻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予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正前方有一株大槐树，一向来就叫做“槐厅”。过去传说住在这阁子里的人，很多能做到宰相。学士们都争着进槐厅里去，甚至有搬开前人的行李而强占槐厅的。我做学士时，亲眼看见了这样的事。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坠”。
谏议官的等级在知制谐之上，如果带有待制的衔头，就在知制诏之下，这是依照职衔的缘故，玩笑话叫做“带坠”。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集贤院论》说：“开元年间的老规矩，校书官允许称做‘学士’。”现在三馆的职事都称做学士，是沿用开元年间的老规矩。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馆阁新书净的本子有写错的地方，用雌黄粉涂抹。我曾经比较过一些改字的方法：刮洗损伤了纸；贴上一张纸又容易脱掉；用粉涂字又不能涂没，要涂几遍才能完全盖住；只要用雌黄一涂就涂掉了，而且经久不脱落。古人称这个为“铅黄”，大概用这种方法已有很久了。
予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 延州事。五司厅治剳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我担任鄜延经略使的时候，新设了一厅，叫做“五司厅”。延州正厅是都督厅，管理延州的政事。五司厅管理鄜延路的军事，像唐朝的使院一样。五司，指的是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唐朝的制度，藩镇都兼任节度、观察、处置三使。现今节度的职权大多归于总管司，观察归于安抚司，处置归于经略司。那节度、观察两司文案连带分管的推官、判官，现今都管理全州的事务罢了。经略、
安抚司不设立辅佐官，因为统帅的权力不能再不集中了。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如同签书公事一样，都受经略使管辖。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剳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银台司兼任门下封驳，是给事中的职务，应当隶属门下省，过去规定却隶属枢密院。下发寺、监的公文都用札子，寺、监陈述是申状，即使是三司也要称个“上”字。银台主判官不论官阶，初冬时节都赏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的官员，自然依照本人的官阶办理文书，使用枢密院众多的机构和人员。主判官在枢密院厨房进餐，因为都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
皇帝的仪仗队中有勘箭，像古代的勘契一样。其中雄性的叫做“雄牡箭”，雌性的叫做“辟仗箭”。这本来是胡人的规矩。熙宁年间废掉了。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雠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前代藏书分放好几处，那是为防止水火灾害中散失。现今三馆、秘阁总共4 处藏书，但一起放在崇文院。其中的官府图书许多被人盗窃，士大夫家里往往能找到这样的书。嘉祐年间，才设置了8名编校官，综合考订4 个馆中的书籍，赐给100 个书吏，都用黄纸订成大本子抄写。从此私人家中不 敢随便收藏。校订了好多年，仅只校完昭文一馆中的书就停止了。
旧翰林学土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奠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
过去翰林学士地位清高，都不兼任别的职务。文馆职务，从校理以上，都有职务薪金，只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不发。杨亿长时间做学士，家里贫寒，请求到京城外去做官，送上千多字的报告，其中有两联说：“空当甘泉的从臣，终成莫敖的饿鬼。”“侍从官的毛病未犯，东方朔的饥饿要死。”
京师百官上日，唯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陈和叔除学士，时和叔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自和叔始。
京城文武百官上任时，只有翰林学士由皇帝下令设置音乐，别的即使是宰相也没有这样的礼遇。 歌舞演员都由开封府点名召集。陈绎被任命为学士，当时他担任开封知府，就没有用女演员。学士院校诏令不用女演员，是从陈绎开始的。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 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礼部贡院考试进士的时候，在台阶前摆设香案，主考官与举人相对而拜，这是唐朝的旧制度。安放座位的地方陈设很多用具，官府摆放了茶水饮料。到考试经生时，就全部搬走帐幕毡席一类的东西，也没有茶水，考生渴了就喝砚池中的水，每个人的嘴唇都成了黑的。这并非故意要难为他们，是为防止从帐幕毡席外及供应茶水的人偷偷传送所考的经义内容。大概曾经有人败露过，所以这样做来作好防范。欧阳修写了诗说：“焚香礼遇进士，撤除帐幕来招待经生。”以为礼节轻重到这个程度，其实自有它的意义。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复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复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复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复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嘉祐年间，礼部上报进士名额完后，皇上还没有举行殿试，京城里就谣传王俊民是状元，不知道谣言从哪儿传出来的，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是什么样的人。到殿试时，王安石当时担任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两人任详定官。过去的制度规定，殿试举人，设立初考官，先确定等级，再密封好，把它迭给审查考官，再定一次等级，才交付详定官，打开初考官所定的等级，用来对照审查考官的等级，如果相同就可以，不同就要审核那进呈的文章，确定按照初考还是审查的等级为准，也就是不能另外确定等级。那时王安石认为初考官、审查考官所定的第一人都不恰当，就在同等级中另外选了一人为状元，杨乐道遵守规章，认为不能这样。两人商议又作不出决定，太常少卿朱从道当时任密封官，听说这事，对同僚说：“两位何必费力争执，从道我10 天前已经听说王俊民是状元了，这样的事一定早已定好，两位可惜自找苦吃了。”不久，两人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向皇帝报告，皇上诏令采纳王安石的请求。等到打开密封的名单，就是王俊民。详定官可以另外确定等级就从这时开始，并且成为了固定的制度。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官，亦缘例乘马赴局。
候选官员不能骑马进入宫门。天圣年间，候选官员担任馆阁职务，从欧阳修、黄鉴等人开始，都从左掖门下马进入馆阁，当时称做“步行学士”。嘉祐年间，在崇文院设立编校局，编校官都允许骑马到院门。在这以后中书五房设立学公事官，也照例骑马去办公处。
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则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仗。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
皇帝车驾出巡，在前面当先锋的叫做“队”，就是古时候的“清道”。它的后面是卫仗。卫仗，与阻挡进入宫门的规矩一样，就是古时候的“外仗”。中间的称做“禁围”，如同殿中仗。天宫掌管住宿，没有宫殿，就要安排人环列成门，如今叫做“殿门文武官”，从普天下的高个子中挑选8 人，皇上驾临前殿，就拿着钺站在紫宸门下；皇上出巡时，就成为禁围门，走在仪仗马队的前面。还有横木为门的10 人，一个队长，挑选那些武力高超的人充当。皇上进到后殿，就拿着挝分东西相对站在殿前，也就是古时候的虎贲，人门一类的人。
予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
我曾经买到后唐闵帝应顺元年的一份案卷，是任命宰相刘昫兼任判三司堂的封签。前面的草稿写道：“县官刘昫重视，肯定刘昫治国的才能很高，辅佐君主的心志殷切，正是符合上天的气运，确实凭借谋略开始的规划。应当投注皇上的衷情，委任为司判出谋划策，逐步走向富庶，永远辅助圣明的君主。我们这些人商议，希望授予他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功勋封地同过去一样，不知是否可行？如果承蒙允许，希望交付翰林传下命令办理。谨录此呈报。”后面有皇帝的诏令说：“宰臣刘昫重视，可以兼判三司公事，应由中书、门下省 照此执行。交付中书、门下省批准这一议案。四月十日。”这里用了皇帝新刻的印，与如今政府下发 的公文略有区别。
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凰池藳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
本朝有要事上报皇帝，一般的事拟好草稿送进宫去，皇帝写了“可”字以后就执行，称做“熟状”；事情紧急来不及上报，就先下发，再准备诏令草稿报告皇帝，称做“进草”。熟状用白纸书写，宰相签署，其他执政官列出姓名。进草就用黄纸书写，宰相、执政都在状纸背面签字。封签上宰相、执政都不签署，只有宰相的属官在封签背面写上日期，差吏签名盖印，这种草稿有文词，宰相在封签上签署却不盖印。这是它特异的地方。大概唐代的风俗，从朝廷往下到郡县，判断事情都有文词，叫做“判”，这就有了书判科。封签上签署的两个人，是冯道、李愚。草稿是冯道亲笔，有很多修改涂抹的地方。据《旧五代史》说：“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逝世；庚辰，任命宰相刘昫判三司。”正好是十日，与这封签没有不同。宋敏求记载《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苔草》、《拟状注制集》，很多都用四六文，全是宰相亲自草拟的。现在这份草稿，是冯道亲笔，大概是老规矩吧。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
过去的制度，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的印都涂了金。近来的规定，三省、枢密院的印用银铸成，涂金；其他的都用铜铸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