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木，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钧石的石，属五种称量单位的名称，一石重120 斤。后人把一斛作为一石，从汉代就已这样，如“喝酒一石不醉”就是。拉弓踏弩，古人用钧石作标准；现今人们还是把一斛粳米的重量定为一石。凡是石都以92 斤半为准，相当于汉代秤341 斤。如今的武士踏弩，有达到9 石的，算算他们力气，是古时候的25 石，与魏代的武士相比，一人当两人还有余。有拉弓3 石的，是古时候的34 钧，拿颜高的弓来比，一人当五人还有余。这都是近年来教育培养出来的。以至于搏击、刺杀、跑马、射箭，都发挥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最高技术，兵器盔甲，都达到了古今最精巧的程度。武器装备的丰富，前代没有比得上的。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楚辞•招魂》的句末都是“些”。现在夔峡、湖湘及长江南北的少数民族凡是念符咒的句末都说“些”。这是楚地人的老习俗，就是楚语中的“萨嚩诃”。三个字合起来说，就是“些”字。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臬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臬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西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用阳燧照物体都是倒立的影像，是因为中间有障碍的缘故。算学家说这叫做“格术”。譬如人摇橹，作支撑的小木桩成了橹的障碍一样。像老鹰在空中飞行，它的影子随着鹰飞而移动，如果鹰和影子之间的光线被窗孔所约束，那么影子与鹰飞的方向就相反了。又像窗孔中透过楼塔的影子，中间的光线被窗孔所约束，也都是倒垂，与阳燧同样的道理。阳燧的镜面是凹陷的，当一个手指靠近镜面时，像是正的；当手指渐渐移远到某一位置，像就不见了；超过这一位置，像就倒过来了。那个看不见像的地方，正如窗户的孔、架橹的木桩、腰鼓的腰成了障碍一样，物体与像相对，就成了摇橹的情形。所以举起手来影子就越向下，放下手来影子就越向上，这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岂止物体是这样，人也如此，中间不被外物阻碍的很少。小的就把利害互相改变，是非互相颠倒；大的就把自己当成外物，把外物当成自己。不要求去掉障碍，却想看到不颠倒的物像，太难了啊！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岁亦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以前的学者把日食正阳的月份，仅仅说成四月，是不对的。“正阳”是两回事，“正”说的是四月，“阳”说的是十月。“岁亦阳止”就是这个意思。《诗经》中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两句，是先王所厌恶的。大概四月是纯一的阳气，不喜欢它被阴气侵袭；十月是纯一的阴气，不希望它受阳气触犯。
予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预讨论。雷、郑之学，阙谬固多，其间高祖远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五月，远曾缌麻三月，而无高祖远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傍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傍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我编写的《丧服后传》，书写成时，是熙宁年间，有要重新制定五种丧服的诏令，于是我参预了讨论。雷、郑的学说，缺漏、错误本来就多，其中高祖、远孙这件事，更没有道理。《丧服》中只有曾祖穿齐衰服六个月，远曾祖穿缌麻服三个月，但没有高祖、远孙的丧服。前代学者都以为高祖、远孙的丧服与曾祖、曾孙的相同，所以不说出可以推想得知。又有人说，“经典上没说就没有丧服”，都不对。曾，就是重，由祖父以上的，都是曾祖；由孙以下的，都是曾孙；即使过一百代也是这样。假如有碰到这情况的，就一定要为他服丧三个月。所以即使是成王对后稷，也称“曾孙”，而在祭礼祝祷文词中，不分远近都说是“曾孙”。《礼记》中所说的“以五为九”，是说对旁系亲属可以削减。向上削减向下削减到了第九代，旁系亲属削减到了第四代，就都称为同族。同族兄弟的父母、同族的祖父母、同族的曾祖父母，超过这些就不是他那一族了，不是那一族就是不要穿丧服。只有正统王朝不依族名，那就不会断绝了。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过去传说黄陵有两个女子，即尧的女儿、舜的妃子。因为尧、舜两帝的道德非常高尚，是从闺门中开始的，那两个女子就应具有任、姒的品德。考究她们的年龄，在舜出巡的时候，两个妃子的年纪已有一百岁了。后人在诗词中所写的，都把她们作女孩子看待，语言有很多亵渎轻慢，都是礼义方面的罪人。
历代宫室中有“謻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謻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謻，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曲榭”，非有定处也。
历代宫室中都有“謻门”，大概是根据张衡《东京赋》的“謻门曲榭”。解释的人说是“冰室门”。据《字训》说：“謻，就是别。”《东京赋》只说别门，所以用“曲榭”和它相对，并没有确定的地方。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灨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毫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此概举一二耳，其详不能具载。予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浊漳，合于上党。当阳即沮、漳合流，灨上即漳、郧合流，漳州予朱曾目见，鄣郡即西江合流，毫漳即漳，涡合流，云梦即漳郧合流。此数处皆清浊合流，色理如螮??，数十里方混。如“璋”亦从“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体也，合之则成圭，王左右之臣，合体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杀宗庙礼之半也。有牙璋以起军旅，先儒谓“有鉏牙之饰于剡侧”，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河流用“漳”做名称、“洛”做名称的最多，现在略举几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河、浊漳河，当阳有漳水，赣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河，毫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这是略为举出一两处罢了，那详细的不能全部写出来。我考察它们的意义，清浊互相混杂就是“漳”。章，就是花纹，也是区别。漳，说的是两种东西互相混合又有花纹，并且可以区别。清漳河、浊漳河，在上党汇合。当阳就是沮水、漳水合流，赣上就是漳水、赣水合流。漳州我不曾亲眼见过，鄣郡就是两江合流，毫漳就是漳水、涡水合流，云梦就是漳水、勋水合流。这几处都是清浊合流，色彩纹理像彩虹一样，过了几十里才混合。比如“璋”字也是从“章”，璋是君王左右的臣属所拿的。《诗经》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是圭的一半，合起来就成了圭。君王左右的臣子，合起来一条心，都趋向君王。另外，诸侯用来做给女家的聘礼，是取它两半合成的意思。用之来祭祀山河，因为它削减了祭祀宗庙的一半礼仪。还有牙璋用来调动军队，前代学者说是“有牙齿一样的装饰品放在尖刀刀刃边”，不对。牙璋，是可以分合的东西，应该在结合的地方成牙齿形，像现今的“合契”。牙璋，就是雄性的契。用来调动军队，那它的雌性的应该在军队中，就是虎符的方法。“洛”与“落”意思相同，说的是水从上到下有奔流的地方。现在淝水、沱水天下也多，前代学者都各有解释。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有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盐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解州盐池方圆120 里。雨下得久，四面山上的水都流到池中，池水却不曾漫出过；天大旱也不曾干涸。卤水是红色的，在硝板的下面，民间俗称为“蚩尤血”。唯独盐池中间有一孔泉水，竟是淡水，有了这水以后可以使盐卤结晶。另外，盐池北边有一条尧梢水，亦叫巫咸河。很浓的卤水，没有淡水调和，不能制成食盐。唯有巫咸河水流进来，盐卤就不再结晶，所以人们称它为“无咸河”，是盐池的祸患。人们修筑大堤来防备它，超过了防范盗贼。推究它的道理，大概是巫咸河水是浑浊的水，流进卤水中，就淤淀了盐卤矿脉，因而盐就不能结成，并非别的原因。
《庄子》：“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
《庄子》说：“程生马。”应当看看文子的注释：“秦人管豹叫程。”我到过延州，那里的人到现在还称虎豹做“程”，大概就是说的“虫”。方言就是这样，或者也是旧习俗吧。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洴河”之目，人多不晓“洴河”之义。予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駞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讲，字书亦作埿。按古文，埿，深泥也。术书有“洴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唐六典》讲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洴河”的名目，人们大多不知道“洴河”的含义。我在鄜延时，看见安南行营的各位将领查阅兵马的登记册，有说到“过范河损失”的。问他们什么是“范河”，原来越人称泥沙为“范河”，北方人叫做“活沙”。我曾经路过无定河，越过活沙，人马踏上去，百步以外都在动，晃晃荡荡地好像人走在帐幕上，那伸脚的地方虽然还很坚硬，假如碰到那一块陷下去的地方，那人马车辆随即就都沉没了，甚至有几百人平空陷落没有一个留下的。有人说这就是流沙。又说沙随着风流动，叫做流沙。埿，字典上也写成“埿”。查一下古文字，埿，就是很深的泥沙。方术书上有“洴河”，大概指的是厄运，像如今的“空亡”一样。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茞，今白芷是也。
古人藏书防蛀虫用芸香。芸香，是香草，现今的人称为“七里香”的就是这个。叶子像豌豆叶，成小丛生长，它的叶子非常芳香，秋后叶子间带一点白色像被粉弄脏了，防蛀虫特别有效。南方人采集放到席下，可以除跳蚤、虱子。我兼管昭文馆时，曾在文彦博家得到了好几株，移植到秘阁后面，如今没有存活的了。香草这些东西，大概很多都有奇特的名字，如所说的兰荪，荪，就是现在的菖蒲；蕙，就是现在的零陵香；蕙，就是现在的白芷。
祭礼有腥、燖、熟三献。旧说以谓“腥、燖备太古、中古之礼”，予以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为无知则不仁，以之为有知则不智。荐可食之熟，所以为仁；不可食之腥、燖，所以为智。又一说：“腥、燖以鬼道接之。馈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谓“鬼神嗜腥、燖”。此虽出于异说，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或有此理，未可致诘。
祭礼有腥、燖、熟三种献礼。过去的说法认为“腥、燖具有远古、中古的礼节”，我以为不对。古时的君王对待死去的人，把他当作无知就不仁义，把他当作有知就不明智。迸献可以吃的熟食，所以是仁爱；不可以吃的生肉和半生的肉，所以是明智。还有一种说法，“用生肉、半生肉是用对待鬼的方法接待他，送上食物是用对待人的方法接待他”，我很怀疑。有人说，“鬼神爱吃生肉、半生肉”，这虽然是一种奇特的说法，但圣人了解鬼神的情况，有时也说出了这样的道理，不好进一步去询问了。
世以玄为浅黑色，璊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稷之璊色者谓之糜。（璊字音门，以其色命之也。《诗》“有糜）有璊”。今秦人音糜，声之伪也。）璊色在朱黄之间，似乎赭，极光莹，掬之粲泽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盖所谓璊，色名也，而从玉，以其赭而泽，故以谕之也，犹璊以色名而从鸟，以鸟色谕之也。
世人把玄当作浅黑色，璊当作赭色的玉，都不对。玄是红黑色，燕子羽毛就是这个颜色，所以叫它玄鸟。熙宁年间，京城贵人和皇亲大多穿深紫色的衣服，称为黑紫，与黑色混杂，几乎不能分辨，就是所说的玄了。璊是储色。“毳衣如璊”，璊色的粟称为璊。璊字音门，是用它的颜色命名的。《诗经》上有“有摩有璊”的句子，如今奏地人的读音是“糜”，这是声音变了。璊色在红色和黄色之间，与赭色相似，非常光洁晶莹，捧起来光泽明亮闪闪烁烁像红色的珠子一样。这自成一色，像赭色又不是赭色。大概所谓璊是颜色的名称，但从玉，因为它是赭色而有光泽，所以用玉来说明，好比璊因颜色得名而且从鸟，是用鸟的颜色来说明它。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予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殿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世上打铁所称的钢铁，是用熟铁盘绕起来，再把生铁嵌在它的中间，用泥把炉子封起来烧炼，锻打使它们相互渗入，叫做“团钢”，也叫做“灌钢”，这只是假钢罢了，暂时借助于生铁使它坚硬，烧炼两三次以后生铁就成了熟铁，得到的仍然是熟铁。但是天下没有人认为不对的，那是因为不认识真钢罢了。我出使时，到磁州打铁作坊看炼铁，才认识了真钢。凡是有钢的铁，就像面里有面筋，洗尽柔软的面，面筋就出现了。炼钢也是这样，只要选取精铁锻打百多次，每锻打一次称一次，锻打一次就轻一些，直到多次锻打斤两却不再减少，那就是纯钢了。即使再锻打上百次也不会耗减了。这才是铁里面的精纯部分，它的色泽清明，磨得光洁明亮了，就呈现暗淡的青黑色，与一般的铁明显不同。也有锻打到最后却根本成不了钢的，会是因为产地的缘故。
《诗》：“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结锥也。芄兰生荚支，出于叶间垂之，正如解结锥。所谓“佩觿者”，疑古人为觿之制，亦当与芄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
《诗经》上说：“觿兰之支，童子佩觿。”觿，是解开绳结的锥子。芄兰生荚支，长在叶子中间往下垂，正像解绳结的锥。所说的“佩觿”，我怀疑做觿的式样，也应当与芄兰的叶子相像，只是现在没什么奇怪的了。
江南有小栗，谓之“茅栗”，以予一观之，此正所谓“芧”也。则《庄子》所谓“狙公赋芧”者，此文相近之误也。
长江以南有一种小栗，叫做“茅栗”，据我观察，这正是所说的“芧”，即《庄子》所说的“徂公赋芧”，这是文字相近出现的错误。
予家有阎愽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各有真赞，亦唐人书，多与旧史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史乃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明、薛庄，《唐书》皆以字为名，李元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皆不书字。房元龄字乔年，《唐书》乃“房乔字元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字仲达”。苏典签名从“日”从“九”，《唐书》乃从“日”从“助”。
许敬宗、薛庄官皆直记室，《唐书》乃摄记室。盖《唐书》成于后人之手，所传容有讹谬，此乃当时所记也。以旧史考之，魏郑公对太宗云：“目如悬铃者佳”，则元龄果名，非字也。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真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
我家里有阎立本画的唐代秦府十八学士图，各自有画像的赞文，也是唐代人写的，大多与过去的史书不同。姚柬，字思廉，过去史书上是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明、薛庄，《唐书》上都用他们的字作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上都没有写他们的字。房玄龄字乔年，《唐书》上却是“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上是“字仲达”。苏典签名从“日”从“九”，《唐书》却从“日”从“助”。许敬宗、薛庄的官职都是直记室，《唐书》却是摄证室。大概《唐书》是在后人手中写成的，所写的或许有错误，这赞文却是当时所记的。用旧史来考证这些问题，魏征对唐太宗说：“眼睛像悬铃一样的人就好。”那玄龄果然是名，不是字。但苏世长，唐太宗召他到玄武门，问他说：“你为什么名字叫长而用意短？”他后来做了学士，好像是当了学士时才改的名。
唐正观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谢眺诗云：“芳州采杜若”，乃责坊州贡之。当时以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书省中植紫薇花，何异坊州贡社若，然历世循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唐朝贞观年间，有诏令让度支司寻找杜若。省郎引谢朓的诗说：“芳洲采杜若”，朝廷就责成坊州进贡杜若，当时认为这是个笑料。又如唐代的老规矩，中书省中种植紫薇花，与坊州进贡杜若有什么不同？但历代依照去做，不认为不对。到现在舍人院紫薇阁前种紫薇花，是沿用唐代的老规矩。
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汉代人有喝一石酒不醉的，我拿酿酒法一比较，汉代每两斛粗米，酿成6 斛6 斗酒；现在最薄的酒，每一斜稻谷不过酿成1 斛5 斗酒。假如像汉代的方法，就略有酒气罢了，能喝的人多喝而不醉，应该不值得奇怪。但汉代的一斜，也就是现在的2 斗7 升，人的肚子里又怎么装得下2 斗7 升水呢？有人说“石”是“钧石”的“石”，是120 斤。用今天的秤来称，应当是32 斤，也就是现在的三斗酒。于定国喝几石酒不醉，我怀疑没有这种道理。
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从前说济水潜在地下暗暗地流，如今历下凡属是掘地都是流水，世间传说济水经过它的下面。东阿也是济水所经过的地方，用井水煮胶，称为“阿胶”。用来搅动浊水就变清了。人一服用了它，下膈痰少了、呕吐也可止住，都是利用济水性质趋向下又清又重，所以用来治积食、胀气及呕吐之类的病。现在医生的验方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了。
予见人为文章，多言“前荣”。荣者，夏屋东西序之外屋翼也，谓之东荣、西荣。四注屋则谓之东霤、西霤。未知“前荣”安在？
我见别人做文章，大多说“前荣”。荣，是大屋子东西两边的屋檐，叫做东荣、西荣。四边有檐的屋就叫东霤、西霤。不知前荣在哪里？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枯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之扆，设扆于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该之牗。坐于户西，即当扆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宗庙的祭祀面向西边的，是室中的祭祀。死者放在西边墙壁上，让生者位于屋子的西南角。因为靠近神主去请求保祐，所以面向西边祭祀。到三献时代死者受祭的人从室内走出。坐在门西边，面向南方，这是堂上的祭祀。上堂设立牌位也向着东面的，是用了室中的祭礼。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关睢》、《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人如果不读《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墙壁站立一样。”《周南》、《召南》，是音乐的名称。“乐官根据《雅》和《南》击鼓”，就是这意思。《关难》、《鹊巢》，是二《南》中的诗罢了，其中有音乐有舞蹈。读书人的事，开始学的是《周南》、《召南》，最后才到跳《大夏》《大武》舞。所说的表演《周南》、《召南》，不仅仅诵读诗歌而已。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群马，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庄子》说：“野马啊，尘埃啊”，其实是两种东西。古人就称野马是尘埃，比如吴融说：“动
粱间之野马”；又如韩偓说：“窗里日光飞野马”。都把尘埃当作野马，恐怕不对。“野马”是田野里的浮气，远远望去像一群马，又像水波。佛家书上说“如热时野马阳焰”，就是指这种东西。
蒲芦，说者以为蜾臝，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蒲芦，解释的人以为是蜾臝，我怀疑不对。蒲芦就是蒲苇罢了，所以说：“人适合干政事，地适合种作物。”那政事就如同蒲芦，人们于政事，就如同地上种蒲苇，适应它罢了，也就是做它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事。
予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我研究乐律及接受诏令改铸浑天仪，探索秦、汉以前度量的斗、升，计算出6 斗相当现在1 斗7 升合；秤的斤相当现在两（ 斤相当现在两，1两等于现在6铣半）；做升1的中间是方形；古时尺子的2.53 寸，相当现在尺子的1.845 寸多一点。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官，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棋”，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十神太一：一是太一，二是五福太一，三是天一太一，四是地太一，五是君基太一，六是臣基太一，七是民基太一，八是大游太一，九是九气太一，十是十神太一。只有太一最尊贵，再没有别名，只称做太一，3 年变动一次。后人因为它另外没有名字，就相对于大游而叫它小游太一，这是由于后人的错误加上去的。京城的东西太一宫，正殿供奉五福，但太一却在走廊上，大大地乱了次序。熙宁年间，首次修建太一宫，诏令让太史考定神位，我那时兼任太史，参加了那次讨论，如今前殿供奉五福，而太一另外建了后殿，各自保全了它们的尊严，非常符合礼数。但君基、臣基、民基要避唐明皇李隆基的名讳改作“棋”，到现在还沿袭原名，没有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璵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剖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镠此月内已亡殁”，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镠以后唐长兴二年卒，杨溥天成四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二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四年岁庚寅，长兴二年岁壬辰，计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我在嘉祐年间寄住宣川宁国县。县里有个叫方璵的，他的高祖方虔，是杨行密的守将，带兵守卫宁国，用来防备两浙。方虔后来被吴地人抓去，他的儿子方从训代理驻守宁国，所以儿孙到如今都是宁国人。方璵有杨溥给方虔、方从训的手书几十张，纸札都精美。手出称为委曲书，签署的地方写成“使”，或是写“吴王”。其中一张告诉方虔说：“钱镠本月中已经去世。”纸的末尾写“正月二十九日”。据《五代史》记载，钱镠是在后唐长兴二年死的，杨溥在后唐天成四年已僭越即伪皇帝位，哪里会在长兴二年还称“吴王”？杨溥手书所指示的事非常详细，笔墨印章，很有次序，都是当时的亲笔。现在考证天成四年是庚寅年，长兴二年是壬辰年，共差两年。杨溥的手书我得到其中的4 张，至今收藏在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