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朝士，与王沂公有旧，欲得齐州。沂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
有一位朝士，和王沂公有老交情，想要到齐州任职。沂公说：“齐州已派遣了人。”于是授与庐州的官职，他不去，说：“齐州地方的名望，比庐州卑弱，只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比较方便罢了。相公若能不使一物失所，把前面的任命改换了，应该也不难。”王沂公用严肃的神色说：“要不使一物失所，只有均衡公平。如果夺一给一，这一方不失其所，那么那一方必定失其所。”这位朝士惭愧沮丧地退下来。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孙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近岁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徭，比旧浸繁多，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如山，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被科无已时也。”其远虑多类此。
史馆孙伯纯任海州知州的时候，发运司决议设置洛要、板浦、惠译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不便利，发运使亲自到郡，决意要做，孙伯纯反对，力排众议态度十分坚决。百姓挡佐孙伯纯诉说办盐场的便利，孙伯纯晓之以理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长远的计谋，官买盐虽有眼前利益，官盐怕的是卖不出去，不怕盐不足。盐多而卖不出去，会在30 年后留下祸患。”到孙伯纯罢去州郡职位，海州终于还是设置了三个盐场。近年在连州、海州间刑狱、盗贼、徭役，比往年增多，就因为三个盐场所置的盐堆积如山，运卖不行，亏欠很多，动不动就使人破产，老百姓才把它看成祸患。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桩箭于等等，海州向来就没有这些东西，百姓很为此而苦恼，请求用鳔胶代替。孙伯纯说：“弩桩箭干，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产，不过是一时的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品去替代，恐怕你们每年被判定上交鳔胶就没有穷尽了。”孙伯纯的考虑问题之远多类似于此。
孙伯纯史馆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状”字当从“犬”当从“大”，因而构讼。孙令褫去中带，纱帽下乃是青巾。孙判其牒曰：“偏旁从大，书传无闻；巾帽用青，屠沽何异？量决小杖八下。”苏民传之，以为口实。
史馆孙伯纯任苏州知州时，有不得志的年青人与人争“状”字应当从“犬”，还是应当从“大”，
因此而打官司。孙伯纯叫他们剥去中带，纱帽下竟是青巾，孙伯纯在他们的状纸上判道：“偏旁从大，书传没有听说过；巾帽用青，与屠夫卖酒的人有什么两样？量刑判决小杖八下。”苏州百姓把它作为话柄流传。
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忠走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干鄂、岳之间。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答而遣之。自后人家皆置圃，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
张忠定尚书任鄂州崇阳县令时，崇阳有很多空地，当地的百姓不从事耕织，只以种茶为业。张忠定令百姓挖掉茶园，引导他们种桑麻。从此茶园逐渐减少，而种植桑麻在鄂州、岳州之间非常兴盛。到嘉祐年间修改茶法，湖、湘一带的人民，为茶租的繁重所苦，唯独崇阳县的茶租最少，当地人看到其他邑县的情形，思念张忠定的好处，建立了一座寺庙来报答他。村民有上街买菜的，张公叫来对他说：“住在邑县的人，没有土地种植，又有其他职业，买菜是可以的。你是村民，都有土地，为什么不自己种菜而花钱买菜？”用板子打过之后让他回去。从此之后家家都置菜园，到现在称芦菔为张知县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