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五岳、五镇之祀，多因前代，其来远矣。泰山为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州；东镇为沂山，在今青州府临朐县。华山为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吴山为西镇，在今陇州。衡山为南岳，在今湖广衡山县；南镇为会稽山，在今浙江山阴县。北岳为恒山，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医巫闾山为北镇，在今辽东广宁卫。中岳为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县；霍山为中镇，在今山西霍州东。西岳、镇相去不远；北岳、北镇相望千里；而山脉一带，惟南岳去南镇三千余里，虽同在江南，而间隔绝不相属；中岳、中镇南北对峙，而黄河界之。今京师正当北岳、北镇之中，东西亦匀停；而华山稍南于泰山，若龙虎然；南岳在西南，南镇在东南，五岭为案，而江河两水为襟带，岭南诸山为朝拜，岭南之南则南海，为外明堂，我朝形胜真天造地设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宁王将兵二十万，开平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趋湖州。士诚悉发境中兵及赤龙船，亲军战毗山，战旧馆，战皂林、乌镇，相继而败，生擒其兵六万。十四日，取吴江，士诚遣锐卒迎战于尹山桥，康蕲公持戟督战，锐卒尽覆。乃进围苏城，塞其六门，刀剑林立，金鼓雷震，将士尽降，城中食尽，至煮靴以充饥。凡十阅月，城陷，时吴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库，缚士诚，送京师，藉其兵二十有五万。檄曰：“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余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成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即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缚与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湘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抗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浙江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夫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安斯民。”受命中书左丞相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条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哲识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余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屋仍前为生，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尊外，合备榜晓谕通知须至榜者。
按：此檄简质昌大，庙胜已卜于此，固不待擒士诚而后为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谏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此元之末造启圣之资也。《诗》称：“殷鉴又安。”得吾辈不蹶，然有省于斯。初至正庚寅，问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开河恳田，所费不訾；又劝造至正交钞，物货腾滞；又劝求禹故道，使黄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万，河夫多怨。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乱。蕲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状庞厚，以贩布为业。一日浴于盐塘水中，身有光怪，妖彭之众推立为帝，以据汉沔。栾城有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起徐州，其倡言亦云弥勒佛下生，以红巾为号。未几讨诛之，其党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复奉其子为主寇，掠汝颖、淮泗之间，遂陷汴梁，称帝，改姓韩，国号宋，改元龙凤。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为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龙凤。岂林儿即山童子耶？审尔至正二十六年，乃龙凤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称吴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刘福通先为张士诚将吕珍所杀，檄中所谓掠我边氓者，盖指此；诱我叛将，当是指诸暨谢再兴也。
按：张士诚，本泰州白驹场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贵以行称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齐暮赵，元不能制。士诚为盐场纲司，牙侩以官盐夹带私盐，并缘为奸，然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为主，据高邮，以叛元命。脱脱讨之，师号百万，声势甚盛，众谓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芦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总兵官命令，如何辄自先登？”召还。及再攻之不下，会脱脱贬，师遂溃叛。乙未，士诚泛海，以数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济，由常熟以入，海运遂绝。后元力不能制，以诏招之，累官至司徒，自号成王，改元天祐，据有平江、嘉兴、杭州、绍兴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脱脱之总师南伐也，丞相亚麻谗之谓：“天下怨脱脱，贬之，可不烦兵而定。”遂诏散其兵而窜之，适驻高邮师，遂大溃，而为盗有。先是，脱脱有弟野先不花，为中台御史大夫，董师三十万南伐，兵败汝宁，脱脱匿其罪，反以捷闻，西台弹劾，脱脱奏：“台宪不许建言，违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为矣。亚麻矫诏鸩杀之后，亚麻事觉，亦杖死。
陈友谅者，本沔阳人，为县帖书，及从为盗，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岁，遂杀其君徐贞一，称帝于采石五圣庙，僭号曰汉，改元大义。我太祖亲征之，大战鄱阳，前后八十余日，友谅兵败，中流矢死。其下复立其子理于武昌，改元德寿。进兵攻围，一年，理出降。
欧阳文忠谓：“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寤。”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宗师，今世所传绛守居，园池记之外，别无文字。往年，绵州金检讨皋鹤卿，惠予一碑，与园池之作颇类，文章至此，诚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尝借抄于王文恪公守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岭南，简质古朴，如中兴颂，则典严法度矣。欧公尚犹叹之，使公在，今日又当如何为叹耶？
漏水之制，以铜作四柜：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年壶，四、方分壶。自上而下，一层低一层，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计水二斤八两，二箭当一气，每气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气。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时共五百分，十二时总计六千分，岁统二百一十六万分，悉刻之于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准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略也。议者谓：冬寒水涩，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铁丸圜转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简仪，为圆空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背中间作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此与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昼尔。此外，别有灯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珑仪，皆巧制也。
宋章楶知渭州，请城葫芦河川以逼夏，朝廷许之。遂合熙河、秦风、环庆、挪延四路之师，阳缮他砦数十以示怯，而阴具版筑守战之备，筑二砦于石门峡江口好水川之阴，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灵平砦。章惇因请绝夏人岁赐，而命沿边相继筑城于要害，进拓境土凡五十余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顺，御戎之法，此为策上。予意今河套之地，仿而为之，宜无不可。如辽东二十五卫之役，当为永利，若先城花马池，以次或可修举也？
石城满四，名俊，人以满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满氏把丁者，雄长西陲，国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以骑射猎逐为利，号满家营，生聚日蕃，有众数千人。成化元年，遂据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沟，极险固，俊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歌、保歌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帅府事铜印，以是部署帐下，而反势甚猖獗，命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平之。马自有记。
地网，吴璘作于天水、长道二县之间，于平地凿渠，每渠八尺，深丈余，连绵不断，如布网然，以碍虏骑，亦能制胜。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谈兵，尝与余议以铁作三矛钻，刺地如锺散列，以陷马足，予为名之曰上钻。
山西三关比诸边为弱，一被虏患，当事者皆甘心得罪，势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为山，植榆为塞，因地形制险，最为上策。近有裁桠之法，尤便易于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边者，若赵充国之屯田；李牧用军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赵奢为将所得赏赐，尽与军吏；魏尚守云中，出私养钱以享宾客、军吏，皆要策也。夫谓之宾客所该甚广，凡游说探谍之人，皆是宋田锡，亦谓厚赐将帅使之赏用足充供亿。若在今日，能使将帅不克减军士，抑亦可矣。
吕申公晦叔当国时，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当行、已行条目，谓之掌记。阅之前辈云：“我朝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亦有手摺子书知府已上名姓，怀之袖中，暇即展阅。”
予昨记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以为仁政。按：周世宗显德中，每石与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论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又谓：“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当与而未尝与者，漕运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转漕江南，较之汴宋，其费宜倍。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至三斗余，而漕政疲弊，盖有两端：京通交纳监督者太多，运官部领刻剥者至巧。东坡知杨州，上言谓：“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运之一利也。
司马温公《救荒疏》谓：“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胜于官粥赈济多矣。
自古典籍废兴，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乙万卷，可谓富矣。桠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唐世分为四库，开元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耶？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者溢出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元氏亦有储蓄，至我朝文献日新。今秘阁所有者，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宛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矣。为之浩叹，因记历代故实于左。
萧何入秦，收图籍。
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藏之秘府。
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等书。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成帝使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定，每一书毕，向辄条其篇目，据其指意，录而奏之。
光武中兴，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后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传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树之学门。
魏道武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
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玄宗幸东都，议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岁给纸墨笔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
明宗长兴中，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后汉乾祐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秩。
周世宗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
太宗太平兴国初，构崇文院以藏书，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库，为史馆书库，谓之六库。九年，又诏以馆阁所阙书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
神宗熙宁中，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徽宗宣和中，诏令郡县谕旨访求秘书，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宀兑〉未示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给还。于是，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五卷，李东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遗，诏赐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又取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高宗渡江，献书有赏，故官家藏，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又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定献书赏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遗书。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购求遗书，刘炫遂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后事觉，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按：秦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说者谓：“《易》以卜筮传，若药医惟《素难》最古，其次《本草》，虽称《黄帝》，然皆汉人以后之书，不知先秦所遗者，今果何书耶？”
本朝丘文庄公濬有言：“长生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亦各自为其家。”皆通论也。
河入中国，古今异宜，后世讲河事者，非一家，总之，文多实少，故罕成迹。惟有费才力、费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贡》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后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贾让之三策，亦有贾鲁之三法，若余阙所谓：“中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斯言也，尤为要切，似非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生于不能达；溢，生于无所容。□□□，□之小也；泛滥者，溢之小也。虽然决之害间见，而□□害频岁有之，被害尤大者则当其冲也，是与河争□，其原盖由于战国，非一日矣。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涿者>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后，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自商周谓之王制，法莫善于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论者，盖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炕，可以盖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转输之费。今京师北奠，经费咸仰给于东南，东南卑湿，再岁无粮。漕挽以来，每石必倍，虽使力耕，常稔烂之余与船运之费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余于三年之内，比古犹难。愚谓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废田不可以不开，区区徒事于东南，其未形之变，可胜道哉？
本朝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黄河水异，凡立春后冻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谓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麦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后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复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时泛涨，曰客水；其势移谼横注，岸如刺毁，曰劄岸；涨溢逾防曰抹岸、扫岸；故朽潜流刺其下曰拓岸；浪势旋激，岸土上ㄨ曰沦卷；逆涨曰上展；顺涨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横射曰径璹；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滩；其泪起处辄能溺舟者曰蔫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予为国子司业时，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欲举曹端从祀夫子庙庭，以为本朝理学之冠。予时不敢主张，予亦不甚知其为人。及来提学山西，始访求之。端，字正夫，别号月川，渑池人，永乐戊子乡举，己丑中副榜，仕为霍州、蒲州学正，后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统间，蒲州谢御史琚记其祀堂，有曰：“圣朝道学大明崤渑之间，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圣贤为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尝著《家规辑略》、《释太极》、《西铭通书》，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撰《月川诗图》，孝经有述解，性理有文编，孝亲弟长，崇正厚伦。”其称述如此。又按：幸庵西归，时鲁柬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诚意伯刘公、潜溪宋先生。至于道学之传，则断自渑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负奇质，知读书即慕圣贤之学，修己教人，治家事亲，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为霍、蒲二庠学正，三典陕西文衡，四方学者，从之甚众，虚往实归，各有成就。河东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于霍，遂留葬于彼。吾兰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过渑池，拜其祠而询其墓，所佥曰在霍，卓庵叹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独不思故乡乎？”遂捐赀，属县尹并乃郎等移葬渑池，今其子孙有为省祭官监生者。而其所著书不下千种，藏于家亦有刊行传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孙门祚衰薄，遗书亦恐久而散亡矣。”据所称许，盖好学笃信之人，其于斯文道统之所系者，竟何如也？予少尝得其所著《四书详说》者，要皆羽翼，《朱传》似亦举业之书也，当访其遗书拜考论之。彭柬所指卓庵，即黄谏廷臣先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