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四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 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於义，不於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於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於大豆，蜂门始习於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後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於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译文】
听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好和不好不能分辨，祸乱没有比达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好和不好，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因而耗费了人民的钱财，随随便便让人民去送命，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对这样的人却不责备。这就是不知道类比了。
《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好和不好的关键在于爱，在千利，爱和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大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行一个月，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漂行一年，看到曾在中原之国看到过的东西就很高兴丁。这就是离开人越久，想念人就越厉害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想为百姓忧虑的贤明君主和杰出人士，不可不在这方面努力啊。
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