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洪武十八年，恩诏应天五府州为兴王之地，民产免租，官产减租之半。官产者，逃绝人户暨抄没等项入籍于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为一斗五升，而杂徭不与焉。其更佃实同鬻田，第契券则书承佃而已，大约官产什二三，民产什七八，杂徭惟并于民产。而国初杂徭亦稀，厥后大吏创劝借之说，民田亩科二升，名曰「劝米」。后以供应稍繁，加征二升，名曰「劝耗」。延及正德则升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轮年，照宇内通行事例，未始不安于法制之内。而正、嘉以来，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于官产，而官则少；在优免人户，利于民田，以省杂徭。而买者卖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减价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并于细户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诡寄花分之弊，而惟时不急之征，无名之费，一切取责于现年。现年竭产不足支一岁之役，而所索于花户者，每粮一石至银四五两，盖宇内尽然，而南都为甚，维时一条编法已行于数省矣。
隆庆中，中丞海公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已业，实与民田无异，而粮则多寡悬殊，差则有无互异，于是奏请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革现年之法为条编。考成料价一应供办，俱概县十甲人户通融均派，而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优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细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于是田价日增，民始有乐业之渐矣。至于四差，分合轻重之数，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若秋粮之外，则有夏麦、农桑、丝绢、马草等项，色目繁杂，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巡抚石江欧阳公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事则简便矣。以其总总带征，会计不得不宽，支销不尽，谓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积，以待不时之征，久则那移支用，不可诘问，诿曰作正支销，沦胥干没。万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继之，奏请扣编正数，无复剩派，又请裁革诸滥差，条列正办，刻诸县赋役册，以通晓所部，又载诸府志。盖每岁省派五千余金。自后虽微有出入，而概不越，更化以来，法制之旧，回视畴昔，不啻霄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