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规制大略相仿。自汉以来，奏事得请轧报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诏书画“诺”唐时画“闻”，即今之“知道”也，其称“奉圣旨”，则自宋然矣。
唐时废置州县，除免官爵，中书为发日敕，请御画而行，想即所请制日也。今制，诰命惟书成进览，用宝而行，不请御画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与之从容，或至燃烛。高骈子使人绐毕师铎曰：“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当时臣下奏对，谓之“从容”，机密文书，谓之“委曲”，此虚字实用也。唐时，臣下取旨，谓之“候进止”。宋时，臣下取旨，谓之“伏候指挥”。本朝谓之“请旨定夺”。此实字改用也。
唐制，降诏之外，有所访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今内降御札，犹用朱书，其例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准”也。自唐以来，皆用“准”字，至寇准为相，省吏避其名，遂减“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所撰，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待诏北门，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于银台门内，以处艺能技术之士，又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学，又以诏书文告悉由中书，多至壅滞，始选朝官有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俾专内命。至德以后，天下用兵，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以独当密命故也。贞元以后，为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时始未也。宋时，以中书舍人掌内制，翰林学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锁院撰草，有所不合，贴黄执奏，而宰相之选，多在其中。至于医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时翰林大略也。今之内阁，即承旨、两制之遗而权任过之。学士以下，讲读、撰述分领艺文之事，若汉之承明、金马，而书画技术之流，分置两殿，视宋之制为尽善也。
唐之选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议可否，以制敕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铨才奏拟，诏于告身上画闻，而无所可否。其后，宰相权日起，拾、补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本朝卿贰开府、五军都督及各边大将，吏、兵二部会九卿推补；方面及将领，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诏用其一；守令以下，则径拟一人，诏旨报可，无所可否矣。法与唐略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与会议，无所从违，视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汉、晋以来，朝官乘车犹有古制。唐将相王公皆乘马，至无和中，宰相张弘靖出为幽州节度，雍容骄贵，肩舆造太极殿。又昭宗讨李茂贞，长安市邀宰相肩舆诉其无罪。即此数事，唐已有肩舆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马，三品以上，方用绒座，以别等威。及建炎南迁，以江南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檐子，亦肩舆之制也。承平日久，渐习安佚，自古然矣。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三品文臣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他不许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枢密，皆衤癸衿侍从。僖宗之世，始具衤阑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圜丘，又命以冕服剑佩侍祠，盖杨复恭恃援立之功，威棱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马周上言，请加衤阑绸衤票衤巽，为士人上服，。开<骨夸>者，为缺<骨夸>衤，庶人服之，想即所谓衤巽衫也。衣裙分，谓之衤癸，如今边将箭衣之制袍。施横幅于下，谓之衤阑，今之衤阑衫。本朝中官，贵极于四品，其后多赐蟒玉，为一品之服，而朝服则不以服，此亦衤癸衫之遗也。惟司礼之长，遣祭中溜，则有祭服，其徒多图之画像以为荣观。可见冠冕服法不施{执目}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执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本朝自永、宣以后，大小除拜，止于题疏报可，不给诰敕，即内阁、六卿，亦止片纸书名，传宣所司，边镇大将，捧制敕而出，如遣一使，视古宣麻推毂之礼，抑何远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给告身。其人先输朱胶绫绸价钱，方请书给，即今之诰敕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诞告锁院演纶词头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国初，拜官之初，亦给诰敕。其后，除授升迁，止奉成命，吏部备云旨意，移以咨，以为凭据，至考满覃恩，方给诰敕，以奖其成。是虚者反重，实者反轻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为重轻，而不知大体，故训词累牍之褒，视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报，宠若丘山，非累牍轻而片言重也，劝诫者虚而黜陟者实尔。夫君父之命，如纶如纟孛，恩则雨露，威则风霆，奈何以进用为荣而因以重其言，以奖成为虚而因以轻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观矣。
唐时，致仕官朝参之班在本品见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时，大臣虽隆贵显赫，其考终书衔，以有致仕为荣，故当时致仕大臣，相知为诗贺，其重如此。本朝致仕官居乡，礼体与现任同，而无朝请之文，然犹有古意也。乃迩来世俗薄恶，日趋顽敝，大臣悬车，至不见礼于小吏，而士大夫贪逐名宠，往往以致仕为讳，而有得罢去者，辄曹聚而唁之，何论贺矣！嗟夫！此所关系甚大，非浅见者所知，即语之亦不解也。
唐庄宗时，吴越求以金印玉册封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曲从Α请，予之。今制，两宫徽号用玉册，亲王金册，郡王镀金银册，印如其册，而国王之号，亦惟施于四夷，宇内不封也。
宋理宗谕群臣曰：“近来早朝，多奏臣下辞免小事，而事件大者，乃从缴进，甚非临朝听政之意。今后宜就早期面奏。”此与本朝制度大略相同。总之，承平之体，相袭而然，皆非开创之规也。
元时，宰相拜住言：“朝廷虽没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可见起居之废，肇自胜国，上下之隔久矣。观《通鉴续编》所记元人事实，与今《实录》规格不甚相远，以此知本朝《实录》，乃国初馆阁诸公沿袭元人之法而成，所以远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叶，经筵之制大备，以勋旧大臣知经筵，次至同知讲、读以下，大略如今日之法。宋时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学士曹元等纂辑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颁行天下。天历元年，又命儒臣采辑本朝故事，准唐、宋《会要》，名曰《经世大典》，即今《会典》体也。
宋、元封赠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赠父母，降本身一等，盖推恩近重而远轻也。然子孙之心终有不忍。本朝封赠三代，一如见爵，教孝之典，可谓大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