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可不纯也，关乎心术；文体不可不正也，关乎政礼。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敝，著作之文由制举而敝，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ぷ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经济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举，而欲使制举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经训而后可也。
夫诏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体在庄而且简，昭如日星。乃或组织求工，聱牙为古，铺衍太烦，奖借过当，既亵上体，亦淆下观，此训令之体失矣。夫建白题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纳也，体在详而且明，较如指掌，乃有猥鄙杂陈，隐约无绪，藏头露尾，绘绚雕章，正使朋辈读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听，纳牖上心？此奏对之体失矣。夫纂述纪录之文，史局所以传信也，故必质而且赡，可以传远，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饰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语，平实则以为俗，明切则以为朴，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辞纪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万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纪述之体失矣。符牒檄命之文，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实，致在必行，今者颁布下吏，或修ひ之词，申请上官，或作雕篆之语，故有钱谷士马之数以文而不明，比谳讯鞫之条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为儿戏，民命为木偶也，此文移之体失矣。夫训命之体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对之体失，而臣下之志不达；纪述之体失，而一代几于无史；文移之体失，而百司几于无法。此其所关者政也，非文也。
文体之弊，大端有四：曰谲而不平，曰驳而不粹，曰巧而不浑，曰华而不实。此皆生于不足，非有余也。夫文者，取裁于学，根极于理。不足于学，则务剽剥以为富，纂组以为奇，而谲与驳之弊生。不足以理，则以索隐为钩深，淡虚为致远，而华与巧之弊生，卒之有支而及，无俯而就，有鼓之而出，无按之而应，心力尽于此矣。世方慕为环玮之声，卓绝之调，举群趋之，何哉？
夫不称御马而称御龙，谩以所不习也，不学画入而画鬼魅，欺以所不见也。文之敝亦然。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即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敝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
夫狂澜横发，汹涌滔天，是水之奇观，而决之兆也；开颜发艳，耀日从风，是花之缛彩，而洛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谓极盛，可谓极敝矣。川不可障则疏其源，华不可敛则培其根，亦反经而已矣。诚令讲解经旨，非程、朱之训不陈，敷衍文辞，非六籍之语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两汉文章，莫盛于武帝时，然其文有三种、如枚、邹、相如、庄助、吾丘之流，皆以词赋唱和，供奉乘舆，是词赋之文也；太史包罗诸史，勒成一家，是记事之文也；淮南宾客，摄诸家之旨，发明道术，是著述之文也。顾武帝所好，不过词赋夸靡之文，子长本为史，不以文称，其时书亦未出，至于淮南之言，山东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称说往古，曳裾侯门，卒成不轨，则不用之过也。尝谓此三种文章，至今为世所宗，《淮南》论道术，其言有识，不可磨灭，上也；《史记》不号为文，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次之；至于夸丽求工，曲终奏雅，薄于技矣。
苏、李二诗，千古流传，为五言之祖，其风骨遒劲，气调雄浑，《十九首》之外无可仿佛者，信风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则有甚可疑者：苏建、李广二传，在马迁时，二子终身履历尚未及详，时则然矣，至班民《汉书》，绸绎国史而成，在百年之后，诸人传中，有文字、诗篇无不记载，而《李陵传》止载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风》之体，使五言赠答之诗流传世间，岂有舍而不载者？至于《苏武传》中载《报任安》，而《李陵传》中亦无《报苏子卿》，则此书亦非真也。窃意，五言古风起于枚、邹，在苏、李之前，而苏、李二诗，必两汉士人设为赠别之辞以咏其情事，若《报子卿书》，则晋、宋、六朝所为，亦不似汉人语矣。
选诗所载，无诸王诗，法帖所集，无诸谢字。古今才士，亦无兼长如此。
《蜀道难》一篇，解者谓为章仇兼琼而作，又谓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语意，乃为明皇幸蜀耳。《远别离》篇亦尔。
李诗似放而实谨严，不失矩；杜诗似严而实跌宕，不拘绳尺，细读之可知也。然皆从学问中来，杜出《六经》、《班汉》、《文选》而能变化，不露斧痕，李出《离骚》、古《乐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浅易，韩文兆之也；宋诗之芜拙，杜诗启之也。韩之文大显于宋，而宋文因韩以衰；杜之诗盛行于宋，而宋诗因杜以坏。虽然，宋文衰于韩而韩不为之损，未得其所文也；宋诗坏于杜而杜不为之损，未得其所以诗也。嗟夫！此岂可为世人道哉！韩、杜有知，当为点头耳。
古人之诗如画意，人物衣冠不必尽似，而风骨宛然；近代之诗如写照，毛发耳目无一不合，而神气索然。彼以神运，此以形求也。汉、唐之古风，盛唐之近体，赠送酬答，不必知其为谁，而一段精神意气，非其所与者不足当之，所谓写意也；近代之诗，赠送酬答，必点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谓写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药，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药。何也？古人之文，读尽万卷，出入百家，惟咀嚅于理奥，取法其体裁，不肯模拟一词，剽窃一语，而读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无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为汤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读一家之言，则舍己以从之，作一牍之语，则合众以成之，甚至全句抄录，连篇缀缉，为者以为摹古，读者以为逼真，此如合和众药，萃为一剂，指而辨之，孰参，孰苓，孰甘，孰苦，可折而尽也。乃世之论文者，以渣滓为高深，汤液为肤浅，取古人之所不为，谓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尝，不亦鄙而可怜也哉！
《短箫铙歌》，汉之黄门鼓吹也。汉曲二十有二，存者有十八，《备成》、《玄云》、《黄雀》《钓竿》四篇，其辞已亡，魏、吴以下，准其曲数，各制《铙歌》一部，汉曲多不可解。盖《药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故致错迕。魏、晋所制，如以某曲当某曲，皆各叙其开创功德，与汉曲本辞绝不相蒙，体制亦复不类，而谓其当者，想祖其音节，或准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铙歌》十五篇，皆即汉曲旧名之义而以己意咏之，与其曲之音节不复相准，谓之拟题。自是以后，江左、隋、唐皆相继模仿，惟取其名义，而《药府》之法荡然尽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词，曲加模拟，词旨典奥，岂不彬彬，第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又不辨其声词之谬，而横以为奇僻，如胡人学汉语可诧，胡不可欺汉，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耳。
《汉铙歌》二十二曲，盖骑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坡、弋射鸟兽之事，而其词旨所寓，又多感遇伤时之叹。魏、晋以降，不能传其声谱而拟其曲数以修鼓吹。齐、梁以来，又不能拟其篇数，而取其篇名以模《乐府》。总之其体绝矣。近世王、李诸公，好古钓奇，各模拟《铙歌》十八曲，历下之词旨颇近，而不能自为一词，娄东稍脱落，即不甚似，然其旧曲之名与其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寄性深远，可以发难抒之情，则君子有取焉耳。
古《乐府》之题，盖今之曲名也。其古词有与其题相涉者，有与其题绝不相涉者，则用其曲也，然其节奏不可考矣。后人拟之者有二：有拟其曲而为之，而辞不相蒙；有拟其题而为之，而曲不相中。大体唐人多取题目字面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节，则世变远而音节异也。
古人用韵有不可解者，即四声亦与后不同，如韦孟诗云：“微微小子，即且陋。岂不率性，秽我王朝。”又云：“我既迁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陋”“旧”去声，而以叶“朝”，则四声亦不同也。
宋、元词曲有出于唐者，如《清平调》、《水调歌》、《柘枝》、《菩萨蛮》、《八声甘州》、《杨柳枝词》是也。朱温归镇，昭宗以诗饯之，温进《杨柳枝词》五首，今虽不传其词，彼时曲度多是七言绝也。以全忠之凶悍而能为歌诗，可与青陵嗣向矣。
《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词，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将军裴请吴道玄画东都天宫寺壁，道玄请裴将军舞剑以助之。裴为舞一曲，道玄奋笔立成，若有神助。夫舞剑之于挥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会也。文章亦有神会，大而天地，小而虫鱼，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不可以发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数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见转蓬而为车，闻风鸣而制律，岂拘拘于形声之中耶？盖必有以神契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