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用人之法，皆自州县补署，公府辟召，然后升于朝廷，当时未设选部，百官进退，属之丞相。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及唐亦然，犹分东西两铨，使左右侍郎分领。及东都、岭表复别有铨选，不尽领于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铨选之弊，犹谓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后世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王安石欲夺枢密之权，乃以文选、武选皆属吏部，尚书左选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谓之审官东院；尚书右选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谓之审官西院。盖文彦博为枢使，安石为此以阻之耳。
唐天授元年，武后亲策贡士于洛城殿，此殿试之始也。长安二年正月，初设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此武举之始也。
宋时临轩策士，本用诗赋，熙宁三年，用吕公著之请，殿请进士专用制策，至今遂为定制。
熙宁四年，更定科举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令士各占《易》、《诗》、《书》、《礼》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次论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场之始，而四场不同耳。殿试则专以制策，罢去诗赋，分为五甲：第一第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此即今殿试之法，而五甲不同耳。盖宋初学校之制原未大备，而科举试士，惟以明经词赋为主，安石以为，古之取士必本于学，请举建学校，讲三代教育之法，专以经术取士，而科场之法遂为近代创始矣。此岂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宁四年，广太学斋舍，增置官师，分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人；内舍升上舍，员百人。每月考试其业，以此升舍。上舍免其发解，及礼部试，召对赐第。此即近代积分之法也。至于免解、免试、径召廷对，则上舍生即礼部进土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效，恨今不能举尔。
司马光在位，尽变安石之法，惟经义取士则不以为非也。光谓：“神宗颛用经义论策取士，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此大公至正之论，安石复起，亦当心服也。经义之法至今遵用，安石于选举之制，可谓一开创矣。
宋初用词赋取士，安石变为经义。及元初，吕大防、范纯仁当国，乃立经义、词赋两科，凡诗赋进士，习一经，试本经、《论孟》义及诗赋、论策，凡四场；经义进士，习两经，试本经、《论孟》义及论策，亦四场。两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占其半，此亦调停之法也。绍圣初年，尽复熙、丰之政，又令进士纯用经义，而改置宏词一科，于进士登科后试之，所取不过数人，即今之馆选也。
宋自熙、丰以后，经义、词赋二科更为废兴，已而合为一科，至绍兴之未，复分而为二，盖宋时取士之途惟此两科，而离合不一如此。本朝以经义为主而尽黜词赋，则学醇而路狭矣。
元时，科举之法至仁宗始定，从李孟之请也。其制，三岁一开科，以八月郡县乡试，明年二月会试京师，中者策之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即今制所由始也。但彼有两榜，以蒙古、色目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各命题耳。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庆戊辰，一甲三人，一为元辅，二为正卿，自世庙以来所未有也。戊辰会魁五人，张、沈、陈三公同时为相，亦往时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举人内唐公汝楫为状元，陶公大临为榜眼，赵公志皋为探花。南直甲子举人焦公为状元，余公梦麟、刘公皆为榜眼，一榜三及第，亦异事也。
万历丙戌，乙酉以后，内阁三公俱南直人；申瑶泉状元，王荆石会儿，许颖阳解元。内阁三公应三元之数，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国家以科举取士，视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有成数，非人所能为。姑举一二事于左：嘉靖丙午，浙江省试，主者已如额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之榻上。偶主者困卧，梦一朱衣达官，自称杭州知府，直入卧内，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间，又梦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来，因于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后所梦者得第为显官。又浙中士夫相传：嘉靖初年，浙江省试，主者灯下阅卷，不中者皆掷地下，忽见一披发妇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惊，取而复投之者再，妇人长跪而泣，主者感动，即取中。此卷乃余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后，问田生以状，生哽咽久之，乃对：“母本侧室，为嫡挝杀，死时状正如此。”即此二事，场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与也，可不畏哉！
万历己丑，科场覆试，予获与事。先是，戊子，京兆都试黄官庶洪宪主考，黄游申、王二相君间甚欢，而太仓公子雅有家学，即非黄典试举首，亦其分内，徒以出于黄，所为众指目，而榜中复多黄所厚士，关节居间，都人悬书于衢。及京兆试卷呈送礼部，宗伯朱公命郎吏检阅，于仪郎孔兼因摘其两卷以呈，其一李鸿者，吴门之婿也，朱公语予其状，予谓：“郎吏既闻，公即当奏，不奏，即当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犹豫予之，密以白吴门，因寝其事。于复封送礼科，令其参劾，礼科苗给事朝阳，吴门之客也，亦寝不奏。于见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风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黄及太仓公子、吴门东床，凡八人。诏下礼部查核，且会都察院及科道覆试。御史大夫吴公、中丞詹公皆为二相、宗伯称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转自祭酒，以八人皆国学所选，避不阅卷，惟予及台长司其事。试毕阅卷，予先阅毕，稍定次序，以送吴公，吴公即送台省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壮者次为第八，与予所定相合。予因谓吴公曰：“甲子举场覆试，丙戌午门覆试，皆分二等定去取以闻，今奉旨覆阅，虽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请自上裁。”及召郎吏具草，以七人为“平通”，一人为“亦通”，其人即屠也。旧例，“亦通”者黜。吴公见屠在黜例，惧无以复二相，即起取卷再阅，曰：“此卷之文义甚优，老夫亦不能作，奈何弃置？就不作官也罢，要全天理。”揖台谏诸君共阅。都谏黄县王君指卷对曰：“卷内数语老先生所称者，以某观之，正是极不通处。”都谏苗君取视，指曰：“如此数语，却亦甚好。”都谏张君曰：“数语若是秀才，可居五等。”于是吴公大愤，噤不能语，而仪司吕正郎兴周与高直前力争，请落其二三卷，予因谓吴公曰：“郎官所请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别不妨，既奉旨品阅，岂得尽无可否？”吴公犹欲持之，予即厉声命吏书奏，即可印封，俟阙门开即上，时已三鼓矣。予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讲，黎明在文华直庐，三相已至，延予问状，相顾失色，新都曰：“奏可追否？”曰：“已上矣。纵未上，众印封，亦不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谓予曰：“如屠生文义，可作程式，奈何黜之。”予笑谓曰：“郎中云不通亦过，老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矫枉。总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属滥进。”二相默然。自是，高、吕、王、张诸子皆二相所切齿，而吴、詹、黄、苗诸君皆为公论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末次于黄，而衔予者次于高、于矣。覆试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大略云：连日查访，关节未有明据，事属嗳昧，遽难指名。但科场去取原凭文艺，今诸生试卷既经多官会阅，无甚相悬，可知当日科场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辞微，亦不悦也。而吴、詹二公以不能全胜，复有纵臾，滋不见与云。
唐时牛、李之党起于对策，成于覆试。盖宗闵对策讥切吉甫，为德裕所恨，又与元稹争进，平日有，及杨汝士、钱徽知贡举，不受段文昌、李绅之属，为其所兼，而宗闵之婿及第，故德裕、文昌、绅、稹皆以科场之事攻击主司，而宗闵亦谴焉。由是宗闵、德裕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其机括所发，惟借科场一事以倾之耳。古今事体，大略不远如此。
唐渭南尉刘延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谓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独出人右也。”此时风俗尚淳，后进少年为长者所诲如此。近时，年少甲科，出为令长，稍有一二荐疏，视台省要津如持左券，长年先辈降颜抚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勖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长年先进无其人耳。诚有如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观三年，集英胪唱，执政林扌卢当传姓名，不识“甄盎”字，以寡学被黜。近世士人，以经义致身，不暇博览，误书误读者不可枚举，设令古人见，何如为笑”记在朝时，有一台谏上疏，曾以草相示，内有“窃”二字，盖以“”为“”也，予难于面质，第曰：“此字莫是误写。”渠愕然不答，及奏牍已成，却已写作大“铁”字，不可复正矣。甚悔当时不曾明告，使陷于可笑如此，亦与有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