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受赃，法极重，如唐肃宗上元间，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两，遣御史按之，遂坐长流，可谓重矣。近世，赃吏受财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赃数不可核实者，即至千万，不过罢免。又肃宗时，宦官受财为人求官于宰相吕，事觉，宦官杖死，亦罢免。近时，中贵请托宰相，如取如携，纵遇事发，不过革退，未闻杖死，亦未有连坐宰相者。盖今之人情似刻而实纵，今之法纪似密而实疏也。
唐代宗时，优崇宦官，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空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文镇之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见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世此风尤甚，阁部大臣奉旨、宣赐、问劳，皆厚有赠遗，即传一旨至部，亦不空还。在今视为固然，不以为异，其实，中涓奉旨临问，大臣即少有劳遗，亦不为过，惟不当苦索耳。至于宣索州县，毒流吏民，则蠹政之大者。乃至勋臣持节册封亲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为副使，杯盘花币亦皆不受，相悬如此。彼诚何心，独不如愧。此皆所当惩革者也。
元载为相，主书卓英倩窃权用事，士之求进者，非结英倩无由自达。元和初，有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权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内中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罪发赐死，籍其家财，可数千万。此辈近亦有之。中书省吏谓之主书，堂后主书尤其亲密，即宋之堂后官也。此辈外挟宰相以要士夫，内挟中贵以钤宰相，一时不得，则血脉不通，政多龃龉，此其数千万宜尔。
咸通中，路岩为相，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言者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边咸者，岩之亲束也，与卓英倩、滑涣同。考之近事，亦颇有之，如权相纪纲号七与九者，破其家赀，不当赡一军二年之费耶？
窦参为相，其族子名申者为给事中，招权受赂。参每迁除朝士，常与申议，申因先报其人，时以喜鹊目之。及参赐死，申亦杖杀，喜鹊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为喜鹊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贬窦参，欲籍其家，陆贽谏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惩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已存宽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德宗不听，竟赐参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盖籍没之法，因种族其家，然后奴婢货财皆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则家固无恙，从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与此相类，而在事之臣无引贽语以进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宪宗既诛李，有司籍其家财，学士裴、李绛请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宪宗嘉叹，即从其言，此事可以后法。盖割剥六州之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宽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广乃以二相籍没，累及阖省，而所籍之财尽入内帑，于主德民瘼均有损焉。使当事诸公肯举李故事为明主告，未有不嘉叹也，而坐视无策，付之窃叹，惜哉！
汉时籍没臣民，以其妻女没为官婢，所谓鬼薪、白粲之类，在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没为官女也。及唐时，籍没大臣，以其妻女没入掖廷，谓之填宫，色才出众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无道之甚者。本朝绝无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给配功臣为奴尔。正大仁厚之体，自三代以来所仅见者，不可不知也。
万历丙子五月，鱼台隋府为山西佥事，以残暴罢官，里居横甚。旧所从师某为邑丞，老年八十馀，府欲夺其产，致之于狱，其人遣子上书，讦府不法事。上时年十四，览疏震恕，使中官问辅臣曰：“人之为恶，至于如此，且辱其业师，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为府罪固不可怒，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实，且告讦之门不可轻开。事遂不行。府盖蒲坂张相君门人也。是年十月，山东抚臣奏：昌邑令孙鸣凤居官贪鄙，窃取帑金，及迁官去任，道中榷吏卒金，人二两。上览其疏，持示辅臣，且笑且怒，曰：““道榷吏金，与盗何异？”江陵奏曰：“方今法纪粗张，而贪风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上曰：“先生言是。昨览其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如此？”江陵复奏：“此人惟自恃进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后皇上用人，惟当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资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亦当显擢，若贪赃坏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贵游，亦当重处。”上曰：“善。”即此二事，见上聪明天纵，汉昭不及也。
万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野论劾临江知府钱若赓杀死无辜至二百有奇，上大怒，下所在逮治。数月不报，有旨数趋阁臣，令从重问拟，江右勘者论以永戍。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阁，命票极刑。阁臣再三执奏，上不可，手批“决不待时”。阁臣再奏：“若赓所犯不至此。即处以极刑，亦缓至秋后，方今春和发育，望体生物之仁。”上命中使语阁臣曰：“彼残许多人命，都是秋后否？彼奈何不体生阳发育之心？”阁臣无以对。已而又上揭力救，词至迫激。上不得已，从之，令监候处决。时以主上恩威并用，人心悚服。盖上春秋已长，明习治体，加意元元，痛绝酷烈，此本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开轻杀之端，再三执奏，其实若赓之罪，死有余辜，不足惜也。予尝与相知谕此事，以为劾之者与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赓性本残刻，当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势，恣行无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论，至养成其恶，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内主轻论，不足以伤，则摭拾如许，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轻易登于奏牍？且一郡守三年杀人命如许，为抚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觉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贵之言，以为文吏持柄相党护，乃一郡守杀人二百而阁臣、法司、台谏相率救之，上以为何如？且若赓有罪人也，所争法比轻重之间，而今上有党护之疑，后即有无罪被诬者，亦不可救矣，。此谓为有罪者决网而为无罪者设钩也。又有甚焉，老成虑事，恐开妄杀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杀人数百而罪不至死，使为天下主者妄杀一人则群然争之，是天子不如郡守专也，此念一动，后即用重典绳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轻杀之端而开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诸生，叨有民社之寄，视民命如草艹官，是诚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无阴谴耶？予为此说，非刻也，厚也。钱，四明人，余阁学之邑子而新都许阁学之门人也。
唐开元中，刺史杨坐赃当论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玄宗习见武后之朝笞挞公卿有如徒隶，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余年，未尝及朝士，可谓有礼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赐杖，大廷裸体系累，不以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羡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也，岂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赏，即下之所誉，则以其赏为荣，而不然者，则赏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毁，则以其刑为辱，而不然者，则刑亦荣也。夫使上之刑赏不足为荣辱，而士之荣辱制于下之毁誉，则国是将日非矣。有识之士可不为寒心哉！
大臣贵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趋避，殊可骇汗。试举一事：南齐尚书令王晏推奉明帝谋废郁林，而事多专决，为上所忌，乃轻浅无防，意望开府，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宾客语，好屏人请间，明帝闻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诛之。公卿大臣当权位隆盛时，与技艺星相等谈及数接昵客造膝密语，皆所当忌。
王剧为凤阁舍人，王π为荆卅刺吏，王助为监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孙也。当武后之期，以刘思礼谋反株连，皆至族诛。π、助出妄引，若剧掌铨选，进用由思礼，未必不与其谋，宜共及也。大贤之后，文雅之族，一旦横罹楚毒，至于赤族，其非高阳之世可知矣。近时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侠邪，轻文网，幸遇仁明之代，免于重典，使当虐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为不幸也。
